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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作者:高天增来源:企业文化时间:2009-03-23 08:25点击:

   农民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悲壮而铭心的永恒主题。历史上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历次农民义举,都是农民武装的奋起;从商鞅变法到其后历次革命变革,都是农民矛盾的改革;从“尧舜之治”到“贞观之治”、“康干盛世”,都与农民利益得到调整、给予相联系;直到晚近中国之革命也以农民问题为核心、为主轴。时至今日,这一主题没有变。“三农”问题也面临着严峻、紧迫、危机的考验。

    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警告。

    作家陈桂棣、春桃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引言中说:“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劣,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这些话语使人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也深深触动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心,党和政府对此十分关切,决心解决。温家宝总理在人代会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坚定指出:“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并提出了诸多英明果断的政策和措施。

    出于“经邦济世”的历史责任感,“经世治学”的治学目的心,我们要“会通中西”“酌古参今”,要以史为鉴,“引古”以“筹今”,“学古”以“新变”,要从中国古代管理先哲的管理思想中吸取智慧、精神和力量。


    一:古代“三农”问题的三定律

    (一) 管子定律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有一位杰出的取得实绩的政治学家管仲,他在春秋时为齐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出谋划策、治国安民使齐国成为“ 五霸”之一。他主张轻谣薄赋、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盐铁、管理货币、调节物价、充实国防,使齐国民富国强。管仲特别强调了对农民的“予之有道”“取之有度” 之理。他在《管子.权修》中说:“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民于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那种对农民行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敲骨吸髓、鱼肉百姓的强取毫夺之政,必然带来覆舟之灾。

    管子在《管子.牧民》中又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又说:“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卑论而易行。故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害,因而去次”,要行顺从民心,兴利除弊之政策。

    《管子.版法》中管子又强调了取予之道,他说:“取人以己,成事以质(实际)。慎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明查事情的限度),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吝啬则费(办不成事情),用力苦则劳。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不寤,民乃自图”。应该给人民的不要“吝啬”,不可过度,如果百姓贫困,人民受苦则国家政令就无法贯彻,人民就会自行行动。

    管子在治理齐国时,把利益让给人民,民心翕附;把利益让给诸侯,诸侯向往,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事实上结果获得利益最多的还是国家。因此,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把管子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总结为:“故曰:‘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这个故曰是《管子.牧民》中之言,故“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这一思想是要给人民谋福利,所取得者是天下之民心,这是“为政之宝”。这是当今宏观统筹的政治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理,最普遍的法则。这一原理的最早发明者,并取得实效者是两千多年前的管子。我们无妨称之为“管子定律”,这一定律就是胡锦涛所讲我们党坚持的“三农”问题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产值占70%,以农养工,向农民索取尚有道理,时至今日,工业产值升为70%,以工养农,减轻农民税收、增加农民利益是势在必行的。这“取予之道”是治国之道,管理之道。实应深悟而借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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