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谈猪 风险对冲解决养猪风险

　　“2013年行情不行。”赵耀向记者开门见山地抛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是河南省信阳市商都集团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都养殖”）总经理，这家企业目前的主要业务是商品猪养殖。谈起行情，他的眉头不自觉皱了一下，但很快就被熨平。

　　这是一个生于1987年的年轻人，手下企业原来的老板是他父亲。在接班的最初几年，“留英硕士回乡养猪”曾在这座豫南小城里成为一时谈资———因为赵耀的选择，也因为他“富二代”的身份。时隔三年，已经习惯“赵总”称谓的赵耀，不再理会那些带着猎奇眼光的关注，如何带领企业向前成了头等大事。

　　“想做的，要做的事太多了。”赵耀说道。

　　布局全产业链：对冲风险

　　“2013年6月之前生猪价格在每斤6元左右，到今年年前又降到6元。”赵耀拿手指点一点桌面，说道，“中间价钱最高也不过8元。挣钱也就是5个月左右的事吧。”赵耀透露，自己企业的猪价盈亏平衡点是6.5元。

　　据商务部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12月份信阳市猪肉零售价格为每公斤28.07元，同比下跌10.7%。而相关的解读是：2013年夏天受仔猪低价位运行影响，养殖户补栏热情活跃；加上政府反腐倡廉力度不断加大，社会餐饮消费受到制约，年终团购数量也较往年同期大幅下降，猪肉市场受到明显制约。

　　这总体上导致了年底的生猪供应激增以及随后的供过于求。“就是一个市场周期，大一点的养殖场应该扛得住，小散户可能就被洗牌出去不少。”赵耀评价道。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生猪养殖的散户与规模养殖场比例大概是7：3.“未来十年，这个比例会倒过来的。”赵耀说道，“我想这就是个过程，不断整合的过程。”

　　当然，适应市场也是一个阵痛的过程。商都养殖目前已经有一个年产1万头的育肥猪场与年产6万头的种猪场，而2013年的形势也令其调整了原计划的布局。“我们在亚洲银行申请了一个500万美元的贷款，原本打算在种猪场上游———‘母代种猪场’发力的。但最后还是决定未来的三场、四场集中发展商品猪。”赵耀说道。

　　赵耀介绍，商品猪养殖算是一个“风险较大”的产业，对于价格波动、疫情爆发等问题具有天然的被动性。他认为解决之道最终只有一个：风险对冲。“我们2013年在商城县上石桥园区与上海红马饲料公司合作了一个项目，搞饲料厂。”赵耀说道，语气不自觉兴奋起来，双手在桌面上开始比划：从商品猪往上游走，是种猪场，然后是“母代”、“祖代”种猪场———既然种猪场发力搁浅，那么继续往上探索，就是饲料厂。

　　“未来我们还要往下游延伸，搞屠宰场、保鲜冷冻库。”赵耀告诉记者，这是他从双汇那里学到的。“猪价行情好时，我们的养猪场、饲料厂挣钱；行情不好时，我们的屠宰场收猪时也能便宜些，照样赚钱。”东边不亮西边亮———这是赵耀认为的产业链经营的精髓，也是适应市场最好的办法。

　　战略转移：从房地产到农业

　　“融资是一直都在操心的事。”赵耀告诉记者，显得颇为无奈。

　　无论之前兴建的两所猪场，还是之后的扩张计划，商都养殖所有养殖场房都是以租赁的方式获得———这就导致土地上的所有设施都没有产权证，无法从银行抵押贷款。“土地出让的成本太高了。”赵耀说道，“我们都是按50年往上的期限租赁的。”

　　据赵耀介绍，扩张产生的资金压力，一方面是由集团其他板块的利润来输血，另一方面是发展房地产，以此拿到国内银行的贷款。“据我了解，很多涉农企业都是通过跨行业来做的。”赵耀说道，“单凭自有资金来做发展太慢，这又是个需要长期耕耘的行业。”

　　商都集团是个典型的多元化经营企业：横跨房地产、养殖以及商贸三个领域，目前利润贡献最多的还是房地产———而这个板块目前还由赵耀的父亲赵吉宽操盘。“未来房地产业务会逐步削减，我们还是要专注做养殖的一整条产业链。”赵耀说道，“我认为房地产已经是夕阳产业了，只是现在公司还需要它。”

　　这样的选择背后有深刻的原因，而赵耀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未来几十年无可逆转的城镇化过程。

　　“农民变市民，所以一方面涉农劳动力会持续减少，这就导致大多散户将被规模养殖场取代。”赵耀说道，“另外城镇人口增加，对肉制品的需求会大大增加。”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及经合组织（OECD）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猪肉消费量仍将保持上升趋势，年均增1.6%，从5257.93万吨增至6078.20万吨，人均猪肉消费将从30公斤增至34公斤（按胴体重计算）。“香港目前的人均猪肉消费是70公斤，这个市场潜力非常大。”赵耀说道。

　　给“农二代”更多选择

　　2014年2月9日，赵耀带着自己的提案来参加信阳市两会。就像适应公司总经理一样，他现在已经对政协委员的身份“轻车熟路”。这次他的提案，是关于家乡商城县发展职业教育的。

　　据赵耀介绍，由于专业技工的缺失，很多当地企业都是在外地雇工，月薪往往开到5000元往上；另一方面，很多贫困家庭的学生高中毕业后便前往外地打工。“他们其实很适合来我们这样的涉农企业，但‘脱离农村’的强烈愿望，让他们宁愿在大城市里吃苦受累、哪怕无法立足。”

　　有趣的是，这曾经也是赵耀自己的问题：2011年从英国回来之后，他一度很抗拒回家“养猪”，愿意“试一试”也是在父亲的反复要求下。也许是一种感同身受，或者是更深的感触使然，赵耀告诉记者：“我觉得中国农二代的问题，比富二代的问题要大得多。”

　　在赵耀看来，由于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农业在未来几十年将进入黄金发展期———无论是规模化养殖还是种植；而农二代们的集体选择，像他曾经一样“不够成熟”，却难以像他一样有重来的机会。

　　“我的想法是联合县里的几家龙头企业，和县里职业高中合作办学。”赵耀说道，“针对企业需要开设专业，包括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我们企业都可以适度赞助些，最后还能保证就业。”

　　“在家乡做出一番事情，不比在一线城市苦熬更有意义么？”赵耀说道，他若有所思。

责任编辑：陈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