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实例：养猪场被划禁养区后创业故事

　　今年上半年，浙江诸暨市陶朱街道在开义、三都二村、丰兴、白门上村、汪家桥这5个村推行垃圾分类，给每户村民发放了“可堆肥垃圾”和“不可堆肥垃圾”两个垃圾桶。早上四点，联合村村民毛校良便已经收拾妥当，来到院子里开着垃圾运输车去附近的5个村子收“可堆肥垃圾”了。

　　“‘可堆肥垃圾’主要包括餐厨垃圾、家畜粪便、废弃的菜根、笋壳、谷壳、秸秆、树叶等，现在五个村子一共有15个收购点，大概有三吨垃圾的量，我每天跑两趟把这些垃圾拉回来。”毛校良边把垃圾收购点收回来的垃圾往车上装，边跟记者介绍情况。虽然村民们已经对垃圾进行了分类，但为了确保自己收回来的都是“可堆肥垃圾”，毛校良总是再认真的检查一遍才装运。他告诉记者，通过这几个月的推行，村民们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识已经越来越高了，最开始的时候总能从“可堆肥垃圾”中捡出不少“不可堆肥垃圾”，但现在需要分拣的情况越来越少。

　　毛校良这么认真的回收“可堆肥垃圾”是要做什么呢？记者跟着他的垃圾回收车，来到了一处废旧的养猪场，从一排排空空荡荡的猪舍仿佛可以看到这里当年养猪时的盛况。

　　但毛校良并没有任何停留，而是一直把车开到了最里面的一处浸料池，把垃圾倒进去进行无害化处理。

　　待毛校良忙的差不多了，主动的跟记者聊起了这个废旧养猪场的故事。

　　原来，毛校良曾经是诸暨市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他从1998年开始办养猪场，到2012年的时候，这个废旧的红岭畜禽养殖场达到年存栏生猪5500头的规模，生意一直做的不错，利润也比较客观。

　　因环境保护及诸暨市规划三环线的需要，按照规定，位于三环线以内的养猪场都要关停，其中也包括毛校良的养猪场。之后，毛校良外出打工，养猪场就闲置了。

　　直到这两年，诸暨推行农村垃圾分类，陶朱街道的工作人员关注到了这座废弃已久的养猪场。

　　“2012年的时候，毛校良投资251万元在养猪场建设了800立方米的厌氧池来处理每年达80吨的粪便污水，年产沼气4.8万立方米，经过脱硫净化处理，为附近105户村民免费集中供气。但是养猪场关停之后，这套生态化处理系统就停掉了。我们想着能不能把村里的可堆肥垃圾运到这里进行处理，就地还田，形成生态循环的农业模式。”陶朱街道党委书记郭伟锋向记者讲诉了养猪场“起死回生”的故事。

　　利用废旧养猪场开展垃圾分类处理的初步设想跟毛校良沟通之后，毛校良便欣然的接下了这项任务。

　　今年3月，毛校良注册了红岭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并与街道签定协议，把闲置的沼气池利用起来，变为处置“可堆肥垃圾”的处理池。

　　随着无害化工程的启动，毛校良从昔日的“养猪倌”变身为“生态卫士”。“我肯定有压力，这项工作做得不好，就影响5个村的环境卫生。”毛校良说，毕竟与自己办养猪场不同，得从大局考虑问题，所以尽管市里能源站的专家告诉他原有的设备足以达到安全、清洁的要求，但他还是另外买了粉碎机，投入建设了酸化池。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毛校良把在市里上班的儿子也叫回了家，又另外请了一个人跟他一起做。

　　按照协议，第一年，陶朱街道以每吨150元的价格向红岭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垃圾清运及处理费用。第二年之后，这个价格则下调至每吨100元。

　　“收入不好比的，但是意义不一样嘛！”当听到记者询问关于收入的问题时，毛校良憨厚的笑了笑。

　　按照陶朱街道的统计，以每户日产1公斤“可堆肥垃圾”计算，这5个村的月垃圾量为97.83吨，全年3427户村民处置费用为17.6万元。街道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也是考虑良久的决定。

　　“首先是原有养猪场的沼气设施可以利用起来，不会浪费。从成本方面考虑，则更省钱更环保。”陶朱街道党委书记郭伟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上下阁村作为去年陶朱街道的示范村，采用的是太阳能普通堆肥处理模式，光建一个集中式堆肥池不包括征地费，就需要20万元左右，而且产生的气味对周边环境有影响。

　　“我还计划添置设备把沼液沼渣烘干后，供给种植户做有机肥料，多余的沼气还可以用来发电。年前还会有四个村子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试点，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年过六十的毛校良对垃圾分类处理，有许多自己的规划。

　　据了解，诸暨市在223个行政村成功推行生活垃圾减量化处理，根据各村实际，太阳能堆肥处理、厌氧沼气发酵处理、微生物高速发酵（机器）处理等形式有序推进，预计到年底，将有236个村推行生活垃圾减量化处理，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50.5%.农村生活垃圾沼气厌氧发酵处理模式是结合老百姓的智慧化而进行的有益探索，以后会有更多的新模式新办法，真正实现资源可持续。

责任编辑：宋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