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1610—1695年）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其经济思想比较突出，着有《明夷待访录》被近人称为“奇书”“怪书”。其标题立意深沉、用典古雅、论点新特。他提出了“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必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工商皆本”说，“宁凿王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反对科举制度，提倡不避艰难，自避途径，反对走现成方便的旧途径，主张废金银，实行钱钞并用，主张减税和田赋征实等，发展了先秦民本思想，被称为当时的“人权宣言”，是中国的《社会契约论》，比卢梭的《民约论》早100年，因此，他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家，他对封建赋税制度提出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提非所出之害，积累难返之害”。其意思是土地不分好坏统一征税；农民种粮食却要到生产产品卖了以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一层剥削，历代赋税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他称之为：“积累难返之害”。青华大学秦晖教授，把他概括为“黄宗羲定律”怪圈。
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湖北团讨论时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历史水平，我们要彻底把农民负担降下来，绝对不要再犯“黄宗羲定律”的错误。”温家宝总理以历史为镜，运用历史辨证法，借鉴古人之智慧为当今农村税费改革之宝鉴。这是当代领导博学、英明、睿智之所在。
确实，从夏商周到民国时期，中国田赋制度演变经历了8次大变动。每一次改革基本做法是附加说、杂税、贡纳等并入主税，形成越来越大的税收负担。我们建国后也进入这一怪圈。农民称“减负年年讲，负担还年年增”。“黄宗羲定律”用现代汉语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
改革新税=租、庸、调+杂派
“租”是土地税；“庸”是人头税；“调”是户税。杂派是每次改革提出杂税，这一公式的数学表达式是
Bn=An+nX
Bn是新税， A是原始税额，x为杂派税，n是改革次数。这是一个累进的算术级数，n越大税越高。即黄宗羲所称成了“积累难返之害”。
（三） 王夫子定律
王夫子（公元1619—1692年）是明清之际的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位具有深厚民族感情的仁人志士，和黄宗羲一样是位民本主义思想家，是位有经济学头脑的学者。他的农业税思想、商业管理思想、财政管理思想均有独特见解。
他在《读通鉴论》中提出与司马光不同之见。他对魏诏守令劝谏农事而议论曰：“若农，则无不志于得粟者矣，其窳（懒惰）者，既劝之而固不加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他认为一味劝农常常是伤农、扰农，因为〈资治通鉴〉上说：“北宋皇帝为勉励农民勤耕，下诏书让州县父母官下农村劝农民种这种那。但王夫子认为这些官员下农村名为劝农实为添乱、扰民，给正常农业生产起干扰作用。同时有些官员为向朝廷显示自己劝农有功，常是“饰美增赋（加赋税）以邀赏”。这样是“天下之病何言哉！”如元朝官员课农种桑，许多不适合种桑的也要种，直到明朝，害及于四百年而不息。有人称这种怪事为“王夫子定律”。这值得警醒！我们的干部到农村也犯过“瞎指挥”“扰农”“害农”之事。例如：强迫农民住别墅。当然科技下乡，帮助农民科学种田致富，调节农村结构，退耕还林，是完全了为了农民利益即是帮农，两者有本质差异。
二：“三农”问题的三个关系
古往今来“三农”问题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国与民、官与民、民与民的关系。
（一） 国与民的关系
当今要突破国强才能民富的观念，树立民富才能强国的观念。过去强调：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强调的是大河，现在要看到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这是一个辨证统一的关系。因此，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民富国强”的观念。
先秦先圣治国之道中就强调“民富强国”。特别强调“富民”“裕民”“蓄民”“足民”之思想。管子在〈管子治国〉中特别强调“富民”，他说：“凡治国之道，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也，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荀子在《荀子.富民》中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与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富民，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又说：“量地以立国，计利而蓄民，度人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是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收支平衡），必时藏余，谓之称数。”裕民、富民之思想都强调先富民。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哀公向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辙乎（十抽一的税率），曰：二，（十抽二的税率）吾犹不足，如之何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百姓用度够，你怎么会不够？如果百姓用度不够，你怎么会够？）孔子提出了“足民”之思想，也提出了“大河”“小河”的辩证法。
国富与民富既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是先富国还是先富民，还是两者同时，这要看国家的实情而定，我国大河与小河相差很远，国土很大，把大河满作为奋斗目标，不易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计划经济时代强调国富而忽视了民富，结果民没有富，国也没有富。现在强调先富民，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大家努力致富，小河满了大河自然也就会满。这是“民富国强”之道，是大河小河的辩证法。
（二） 官与民的关系
当官绝不能统治、欺压、剥削、豪夺、镇压百姓，当官应该服务百姓，做人民的公仆。延安时期吴玉章说：“延安是只见公仆不见官”，而现在有人说：“公仆少见，老爷不少”，我们必须大力改善官民关系。
公仆思想古之有之，唐柳宗元首倡此论，他在《柳河东集.送薛存义序》中曾指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之役民而已也”，他的“吏为民奴” 之说就是“公仆”之论。当然他的思想与法国革命民主派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与马克思的公仆论，与“公仆论”的最初表达者但丁之论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唐朝还不具备当今公仆思想产生的历史前提，尚属历史上“民本思想”之范畴，但其进步意义是十分突出的。
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曾提出：“官逼民富”的口号，因为农民在致富奔小康的过程中，存在着“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观念，农民的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科学意识不强，保守落后，瞻前顾后，怕担风险。要为官者采取逼的措施，并将这些措施落实到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农户。实行“官逼”的民富战略。“官逼”有强迫命令之意。有犯“王夫子定律”之嫌。何况农民致富不是逼出来的，是自觉性、积极性、创造性干出来的。后来又提出了“官帮民富”，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科学管理，推广优良品种，开发稍担风险的项目，这在当前是行之有效和可行的。
更重要的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爱民，服务人民的事业心、责任感，要“官务民富”。要强化认识地方干部的主要责任、核心服务是带领本地人民很快致富。过去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现在应该改为：“当官不帮民致富，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的主责要务就是要服务于“民福”“民富”“民安 ”。
官民关系中古时有人说：“官肥民瘦、官瘦民肥”之论。其实官民之肥瘦，不是矛盾的，是可以共赢的。我们要使民富，官也富，但不是贪而富，夺而富，先于民而暴富。特别要关心民之过瘦，官之过肥，这将导致社会之不安，贪污腐化之横行，国运之不昌。
（三） 民与民关系
人际关系的基本定律，传统文化中先哲论述极多。可概括为：“金、银、铜、铁、白金定律”。
1．银律。是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所说：“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怒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圣经》上有“己所欲，施于人”，这未必最佳。己之所欲者，人未必亦所欲之，施之于人，有时得当，有时就不当，强而施之，欲益反损。美国民主强加于别国，它国未必受益。惟有己之所不欲勿施于人，则百利而无一害。他既知所不为，也能知所当为。因此，称“银律”。
2．“铜律”。古人云：“人施于己，乃施于人。”即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怎么样对待别人。
3．“铁律”。是“己所不欲，先施于人。”这就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恶人、民贼的做法。
4．“金律”。还有比银律更高层次的金律，就是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欲人施诸己，亦施于人。”这是普通而高层次的人伦律、道德律。
5．“白金律”。比黄金更高贵的白金，白金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且要“己欲富而富人”。这是我们加的，除了“立人”“达人”之外，是自己富了还要让别人富。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高阶道德律了。在“三农”问题中我们提倡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更倡导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带动、组织穷困的人也富起来。这是道德的“白金定律”社会主义的人伦观、人际观，“三农”问题中的富民与穷民关系最高境界，要大力提倡、正确引导。
搞好“三农”问题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建设必须的举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宏伟奋斗目标。小康社会，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中华民族元典之一《礼运》中早有描述，书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为大同”。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书中把小康社会做了详细的描述，说明大同社会是最理想之社会，其次，是小康社会。三代（夏商周）时期所描的小康社会与小平同志提的小康社会，是存在着区别的，但其实质是一致的。这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是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所从事的事业。是古之先圣英杰所提出的事业，也是当代伟人精英所要完成的事业。
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搞好“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三代之治”“尧舜之治”“圣德之治”“三代遗风”之发扬，这是“顺乎天，应乎人”之改革，，即上顺社会事物发展规律，下应人心民意的伟业。《周易革卦》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是势所必然的行动，我们的“三农”改革亦然。是适时、适当、适切的伟大行动，我们要以十分诚敬、百倍信心，千倍努力，万众一心，奋进而为之！以不负古圣先贤之遗愿及当今人民之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