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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贸易摩擦对生猪养殖行业影响几何?

作者:佚名来源:中债资信时间:2018-10-26 10:09点击:

2018年是生猪行业大事频发的一年。7月6日,中国对美进口大豆加征25%关税,进口大豆成本一路走高,生猪养殖成本将受到怎样影响?8月3日,第一期非洲猪瘟在辽宁沈阳出现,此后在国内十余个省市陆续发现病例,禁止生猪跨省调运政策启动,将对刚刚回暖的猪肉价格产生怎样影响?本文将从行业政策脉络出发,分析行业政策对生猪养殖业的影响,进而探讨行业成本构成要素以及大豆、玉米未来价格走势,对短期内生猪企业的成本走势做出预判。中债资信将在后续研究中就猪瘟对行业短期及长期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行业政策

我国养殖业发展较为落后,行业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水平均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为此,国家出台多项优惠和扶持政策,以鼓励生猪生产企业向专业化、产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总结来看,行业政策主要围绕产业升级、价格调控、环保、税收与财政补贴以及应急管理等方面制定。

1、产业升级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猪养殖产业存在以下差距:规模化和现代化程度低、养殖成本高企等。推动产业升级措施包括:(1)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小区建设和标准化改造;(2)实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加快培育优异畜禽新品种。我国已核定了约100 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以提高生猪育种技术;(3)因地制宜,提出我国生猪四类发展区域。

经过多年的政策推动,生猪养殖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以下较为突出的进展:

产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07年至2015年,全国生猪养殖场总户数由8235万户下降至4656万户,同期生猪出栏量分别为6.45亿头和7.08亿头,期间生猪养殖场户均出栏量由7.8头增长至15.4头,户均出栏量翻番,但与美国养殖场平均出栏量800头以上的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

育种水平提升,推动养殖效率提升和养殖成本下降。目前国内龙头养殖企业已具备自主育种的水平,部分遗传改良技术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具备优良遗传性质的生猪品种可有效降低养殖成本。以产仔率(PSY)指标为例,2009~2017年期间,我国生猪行业平均PSY水平由13上升至19,即同样出栏量所需母猪数量下降约30%。

生猪产业布局持续优化,原料产地和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区域将成为未来生猪产业的核心发展区域。2016年4月,农业部印发《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的通知,一方面,提出到2020年,生猪养殖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比重达到52%,另一方面做出生猪养殖行业产能布局,分为重点发展区、潜力增长区、约束发展区和适度发展区(详见图5)。该规划引导养猪产能远离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以及两湖、江苏等水网密集南方区域,以降低区域内水土污染;引导其向玉米主产地东三省、环境承载力较强的省区发展。

2、价格调控

猪肉为中国肉类消费量最大的品种,国家会对猪肉价格进行宏观调控,以推动产业健康平稳发展,同时保障居民生活质量。对养殖业产生重要影响的调控政策包括玉米收储制度、猪肉收储政策以及猪粮比等价格调控指标。

(1)玉米收储制度。该政策起源于2008年,2016年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玉米价格下滑至1500元/吨的历史低位,长期来看,收储制度改革有利于玉米价格回归到价格反映供求的正轨,呈现下行趋势,有利于养殖企业成本控制。

(2)猪肉收储政策。该政策是在生猪价格剧烈波动的背景下推出的,猪肉临时收储政策短期内稳定生猪市场价格,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损害养殖户利益,提振市场信心,反映国家宏观调控的决心,但是由于收储猪肉数量与年度产量相比非常小,因此仅仅对短期市场预期产生一定影响,对价格调控作用一般。

(3)猪粮比指标。2011年5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出台《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首次将我国生猪生产盈亏平衡点的猪粮比【即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的比值】设为6∶1,其调控目标是将猪粮比控制在6∶1~8.5∶1,通过使用储备猪肉管理的方式,将猪粮比控制在合理区间。2015年10月,发改委调整猪粮比价5.5∶1和8.5∶1作为预警点,低于5.5∶1进入防止价格过度下跌调控区域,高于8.5∶1进入防止价格过度上涨调控区域。上述指标动态反映养殖产品盈亏平衡点,作为监控行业盈利的手段,引导行业盈利水平维持在合理区间,维护行业的有序发展。

3、环保

生猪养殖产生粪便数量巨大,一头猪每年产生粪便2~3吨,因此生猪养殖对水源、土壤产生严重污染。针对养殖行业,环保方面出台的相关政策主要包括《新环保法》、水十条、土十条、“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

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以及水十条、土十条、“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等政策法规的相继落地,散户及小规模养殖场等环保设施不合格或养殖厂址在禁养区内的产能被倒逼退出市场。据中债资信了解,受此轮环保政策的影响,散户养殖产能退出至少2000万头。行业内散户减少,促进落后产能退出;规模化养殖企业环保投入充足,行业环保水平有效提高。

4、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家禽、牲畜养殖企业减免所得税等,农业生产者(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包括牧草、牛、羊等)不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以上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减轻养殖企业负担,保证企业合理盈利。

财政补贴政策则更加多样化,能繁母猪保险制度、能繁母猪补贴政策、规模养殖场建设补助、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等,通过资金奖励与补助促进养殖业整合升级,资金要专项用于改善生猪生产条件,加强防疫服务和贷款风险、保费的补助等方面,鼓励企业合理扩张先进产能,引导养猪行业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5、应急管理

为防止疫情大范围扩散,国家会制定配套政策来消灭疫情,同时保障养殖户的合理利益。以此次非洲猪瘟为例,农业农村部政策要求发生猪瘟的县、市、省以及相邻省市,暂停生猪调出本县、本市、本省,关闭省内所有生猪交易市场。约18个省份的生猪调出受限或禁止,北猪南运受阻,生猪产销结构性失调。

国内生猪生产和消费区域不匹配是生猪长期跨省调运的根本原因。生猪主产地为人口、粮食大省,河南、四川、安徽、湖南、湖北、山东等(见图4),但省内消费能力有限,无法完全消纳生猪产品。依据中债资信测算,2016年上述六省猪肉调出量约为1380万吨,占全国猪肉产量的25%,占其省内消费量的150%。一旦调运受阻,区域内产能将严重供过于求,必然导致价格下跌。生猪净调入省猪肉价格则明显上涨,如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区。2018年8月31日生猪跨省调运政策启动,至10月11日,河南和广东(外三元生猪)出场价价差由2.27元/千克扩大至5.35元/千克,创历史新高。后续研究将详细分析各类情景下生猪价格波动、价差及区域内企业盈利分化情况。

补贴政策方面,9 月13 日,政府将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由800 元/头提高至1200 元/头,补贴力度加强,补贴价格能够覆盖养殖成本的90%左右,养殖户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可以有效减少隐瞒不报、偷运偷埋等违法现象,利于疫情尽早得到控制。

总体看,生猪调运受限政策利于尽快消灭疫情,短期内会导致产销量区域性结构失调。政策取消后价差将会逐步收窄至正常水平。生猪扑杀补贴力度较为有力,符合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的“补偿价格在其商业价值的70%~110%”,合理保护养殖户利益、也有利于疫情控制。

综合来看,由于生猪养殖行业关乎到国计民生,因此政府在价格调控、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起到了良好政策托底作用,保证行业不会长时间处于大幅亏损状态。同时,各类政策对促进行业规模化和规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行业规模化企业占比、集中度、生产效率均得到了有效提升。

二、行业成本

1、成本要素

现代化生猪养殖环节较多、技术复杂,育种、保育、育肥等各个环节的技术标准和管理水平都直接影响到养殖成本和效益。具体来讲,生猪养殖关注完全成本和生产成本两个口径。生产成本用于核算与养殖直接相关的物料消耗、人工、折旧摊销等;完全成本则考虑了不同企业期间费用差异对成本的影响。根据中债资信统计,生产成本能够反映行业一般成本水平,而完全成本则体现了不同管理模式、债务政策下企业成本差异。生猪养殖生产成本主要包括饲料、仔猪、折旧、人工、水电、疫苗和兽药等。

仔猪/母猪:仔猪成本占比15%~20%。仔猪市场价格主要取决于猪市的景气度:当猪价高企时,一般养殖户补栏热情较高,会推高仔猪价格;仔猪价格波动较大,一般在20~40元/公斤,仔猪出栏均重20公斤,即一头仔猪成本在400元~800元/头。国内大型规模化养殖企业,一般可以自行繁育仔猪,母猪来源以自行繁育为主(少量外购),体现了企业突出的育种技术水平。自行繁育仔猪,一般来说成本低于外购仔猪,体现了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优势。但是在猪价大幅下行时期,市场仔猪价格同步下行而自养仔猪养殖成本相对刚性,成本控制不灵活。

折旧:折旧在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5%~8%。养殖企业折旧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两部分。固定资产折旧一般按照年限平均法进行,房屋建筑物平均15~20年,机器设备3~10年。生产性生物资产包括未成熟的种猪和成熟的种猪,种猪分为公猪和母猪。该类资产折旧按照年限平均法,根据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性质、实际使用情况和预期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确定其寿命和残值。

人工、水电以及疫苗等:人工成本在生产成本中占比约6%~8%,不同企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规模化和自动化水平;水电和疫苗等成本在生产成本中占比约8~10%,这部分成本相对刚性。

饲料:饲料在生产成本中占比最大,约为60%~65%;不仅包括育肥猪饲料成本还包括母猪、仔猪养殖过程消耗的饲料。饲料采购来源分为两类:小型养殖户直接外购成品饲料,其成本控制能力较弱,采购价格随行就市;大型养殖企业主要通过自建饲料厂实现饲料自给,能够根据原料价格变化调整饲料配方,成本控制能力较强。

综上所述,相较于饲料成本,母猪、仔猪、折旧、人工、水电、疫苗和兽药等成本占比较低、相对稳定,因此研究行业成本时,主要研究饲料成本。猪饲料主要成分为玉米、豆粕以及其他添加剂,其中玉米占饲料成本50%~55%,豆粕占18%~22%。下文将重点分析玉米、豆粕的价格决定机制和价格走势。

2、饲料成本要素解析

2.1玉米

玉米属于中国三大主粮,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中国玉米进口实行严格管制,每年仅有720万吨进口配额,配额内1%关税,超出配额部分收取65%关税;近年国内实际玉米进口量很少(300~500万吨),均低于配额量。因此中国玉米价格走势与国际玉米价格关系不大。国内玉米价格主要受种植面积、产量、国内下游需求(养殖、玉米淀粉等)、国家收储及补贴政策影响。国内玉米下游需求包括饲用、工业和食用等,2017年以上三类消费量分别为11065万吨、8354万吨和881万吨,分别占比为49.5%、37.5%和3.95%。饲用消费主要为猪、禽等养殖业,工业需求包括玉米淀粉及其他玉米深加工产品等。饲用消费一直成为玉米最大需求下游。

为保证国家主粮安全,鼓励农户种植,国家自2008年起实行临时收储政策。临储政策对玉米价格形成托市,使得玉米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2008~2014年,国内玉米价格逐年上涨,大连玉米现货价由1500元/吨上涨至2300元/吨。由于玉米种植利润高于其他农作物,农民种植热情提升。2008~2015年,玉米播种面积年均增速约3.69%,至2015年达到5.56亿亩。同时天气原因导致单位面积产量不断增加,国内产量持续攀升,国内玉米逐渐供给严重过剩。截至2015年末,国内玉米库存量约2.44亿吨,库存消费高达历史最高的156%。国际玉米方面,多年丰产造成国际玉米价格逐年下行,2013年下半年起国际玉米到港价加成惩罚性关税及增值税等费用后与国内价格基本持平。综上来看,国内玉米价格过高导致高库存问题无法解决,临储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2016年3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将原有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目的使玉米价格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同时通过对农民或者深加工企业、饲料企业采购玉米进行补贴的形式,促进东北玉米的种植与消费。临时收储政策的取消使玉米价格于2016年下半年断崖式下跌。同期,玉米库销比小幅下降,库存压力略有缓解,但依然很大。2017年,农业农村部调减非优势区域玉米种植面积约130万公顷,并出台深加工、饲料企业补贴政策以促进玉米消费,意在缓解玉米种植补贴压力和库存压力。受供需关系改善影响,玉米价格温和上涨,库存消费比继续回落。

2018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继续下降约750万亩至5.24亿亩,全年玉米产量预计将有所下降。按照农业农村部《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年)》,预计未来非主要产区玉米种植面积仍将继续减少,直至玉米临储库存消耗完毕。截至2018年9月14日,临储玉米拍卖规模为7566.61万吨,尚有库存约1.06亿吨。根据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发布的《2018年9月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报告》,由于生长条件较好,2018/2019年度国内玉米产量预计为2.13亿吨,较2016/2017年度小幅下降0.3万吨,与种植面积下降幅度基本一致。同时,由于8月国务院会议要求扩大乙醇试点省份、东北地区玉米深加工产能增长约1000万吨、贸易战影响玉米替代产品进口量、我国猪肉需求量相对稳定,预计2018/2019年度玉米需求量将小幅增长至2.3~2.4亿吨,行业供需缺口将进一步增长,库存消费比将连续第四年下降。相对的,因为消费增量主要来自于工业消费,临储拍卖的陈年玉米可满足增量需求(饲料不可使用陈年玉米)。总体来看,不考虑政策因素,玉米供需格局继续小幅改善,而储备轮粮政策、玉米深加工补贴政策成为国家调节玉米价格的工具,玉米价格或将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2.2豆粕

又称“大豆粕”,是大豆提取豆油后得到的一种副产品。炼油企业买进大豆进行油脂生产,剩余的豆粕是饲料的主要蛋白来源,一吨大豆约产生800千克豆油和180千克豆粕。决定豆粕价格的核心因素为大豆产量、大豆压榨效益。一般来说,大豆丰收则大豆价格较低,豆粕价格亦较低;大豆压榨效益较差时,厂家会停产,豆粕供应减少,则豆粕价格上涨。

(1)大豆

价格决定机制:大豆价格为全球定价,由全球供需关系决定,主要受主产国播种面积、单产以及全球居民油品消费和饲用消费等因素影响。供给方面,2017年全球大豆新作产量约为31377万吨,大豆主产国美国、巴西、阿根廷和中国产量占全球产量的90%左右,上述四个国家大豆产量决定了全球大豆供给水平。全球大豆新作供给主要由播种面积、单产以及极端天气(如厄尔尼诺等)因素决定。需求方面,全球大豆主要消费国为中国、美国、巴西、阿根廷,上述四国消费量占全球的70%,中国由于国内产量有限、国内消费需求量高成为全球最大大豆进口国,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2017年中国大豆消费量约为9500万吨,其中国内产量仅1200万吨,其余约8300万吨大豆依赖进口,进口来源主要为巴西(占比53%),其次为美国(34%)。全球大豆消费下游主要为压榨、饲用和食用等,需求量取决于居民消费和养殖业景气度等因素。

全球大豆供需格局来看,2012年以来,由于天气原因,全球大豆产量持续增长。2017年,全球大豆产量达到3.13亿吨,整体市场处于供过于求状态。2012~2017年全球库存消费比始终处于25%以上的历史高位,大豆价格一路走低,CBOT大豆价格于2015年末跌至844.25美分/蒲式耳。2018年8月中旬,美国USDA发布8月全球农产品供需报告,美国大豆单产水平预计上升至51.6蒲式耳/英亩的历史新高,同时预测2018/19年度全球大豆产量同比上升761万吨至3.67亿吨,全球消费量将持平;受此供需格局恶化的影响,8月30日CBOT大豆价格跌至831.00美分/蒲式耳,创近五年新低。展望2018~2019年,美豆丰产几成定局,全球大豆产量继续上升,全球大豆供给持续过剩,预计CBOT大豆价将处于近年较低水平。

国内主要依赖进口大豆,一般采用基差定价机制,即CBOT期货价+基差(升贴水)。CBOT大豆期货价决定了大豆进口成本的80%,基差【进口大豆的升贴水,就是所谓的期现基差,指某一交易月份某一产地某一出口港口现货价格和相同的芝加哥交易所的期货价格差】则决定了另外20%。进口大豆合同签订时双方确定基差,期货价通常在装船后5个工作日内点价完毕。基差定价利于买卖双方控制风险,同时给予买方一定的自主定价权。影响基差的因素包括产地和船期,具体体现为产地货物供需关系、产地物流运输费用以及出口贸易商的利润空间等。

中美贸易方面影响,2018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关税【贸易战之前,中国对美国大豆的关税税率为3%,增值税为10%】,美国大豆进口成本将上升,国内进口转向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国内大豆进口贸易商采用CNF定价【国际贸易CNF(COST AND FREIGHT)交货是指指定目的港成本加运费(不含保险),又名CFR,CNF/CFR=FOB+运费】。2018年6月以来,国内进口转向南美导致南美大豆CNF价持续上升,美国进口大豆价格则下行,南北美大豆价差一路走阔:6~9月价差由10美元/吨上升至90美元/吨,南美大豆到岸完税价格已经接近美豆加征25%关税后价格;大豆进口成本被显著推升。结合进口大豆CNF折合价【进口大豆CNF报价折合成本是加上关税、增值税、港杂税后的折合成本,进口大豆CNF报价折合成本=进口大豆近月CNF报价*1.13*1.03*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到港成本(80元/吨)】指标来看,2018年6~9月,国内进口大豆成本3150元/吨大幅上升至3450元/吨(期间CBOT大豆价格下行约40美元、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约7%),涨幅9.52%。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数量超过3000万吨,短期内寻求从南美替代存在难度,进而导致南美市场大豆需求供不应求。此外国内对大豆需求较为刚性,菜粕、棉粕等替代品不足以弥补缺口,出口贸易商话语权提高,其利润空间加大也进一步推高了大豆进口成本。

展望2018年4季度~2019年,(1)美豆丰产,CBOT大豆价格仍将保持低位;(2)美豆进口量巨大,其他国家短期内难以完全弥补美豆缺口,进口大豆货源紧缺导致基差上升。(3)南美大豆产量预计将增长1000~2000万吨。基于以上前提,全球大豆供需关系略有改善但仍存在结构性紧缺,预计国内大豆进口成本(含税)较加征关税前上升50~80美元/吨。

(2)豆粕

中国豆粕进出口数量较少,价格由国内供需关系决定。需求方面,豆粕80%以上下游消费量来源于养殖业。供给方面,豆粕作为大豆压榨副产品,产量主要取决于大豆压榨产能、开工率情况。受贸易战影响,2019年,中国拟与阿根廷签署豆粕进口协议,未来进口量或有所增长,对国内供给形成补充。数据表明,豆粕价格与大豆价格走势基本一致,同时受大豆压榨效益影响而产生一定偏离。

供给历史:国内豆粕由于供给宽松,豆粕期货价格于2015年末下降至2500元/吨,较2012年下降约10%。2016年以来,受极端天气、超限导致物流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豆粕价格于二季度和四季度大幅上涨,全年均价同比上行约5%。2018年4月,因中美贸易战预期影响,豆粕价格短暂上涨至3560元/吨后回落;7月份,中美贸易战加征大豆关税后,推高豆粕成本线。进出口方面,2019年中国与阿根廷签署豆粕进口协议;2017年阿根廷出口豆粕2830万吨,约为中国消费量的30%;如果阿根廷压榨产能开工率提升,将对国内豆粕进口形成有效补充。总体看,2018~2019年,南美直接进口豆粕将缓解当前豆粕供给紧缺情况,大豆进口量有所下降,但无法完全替代大豆进口,预计进口大豆基差上升将转嫁至豆粕成本。

需求历史:主要下游生猪养殖业景气度较上半年有所回暖,非洲猪瘟影响市场补栏情绪,养殖业需求总体偏弱;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就降低猪饲料中的粗蛋白质水平发布公开征求意见,拟降低饲料中豆粕使用量以降低对大豆依赖度,粗略预计豆粕需求量下滑800~1000万吨,占2017年豆粕需求量的10~15%,若新规执行,豆粕需求明显下降。此外,豆粕价格与棉粕、菜粕价差达到800元/吨后,则使用替代粕类产品亦具有经济意义,豆粕价格过高将制约其需求。总体看,豆粕下游需求将维持偏弱格局。

供需关系预期:基于(1)进口大豆基差从当前高点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贸易战之前;(2)阿根廷进口豆粕可替代部分大豆进口需求;(3)饲料新规制约豆粕需求。展望2018~2019年,大豆供需格局略有改善将使豆粕成本控制压力有所减轻,豆粕价格较当前高位水平将有所回调,大概率在3000~3300元/吨震荡。

总结:近年国内玉米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库存消费比连续四年下降,玉米供给过剩局面得以缓解,玉米深加工补贴政策进一步刺激下游消费,玉米价格预计将维持温和回暖态势。短期内,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仍会延续,进口大豆价格支撑豆粕价格高位;养殖企业饲料成本控制承压。未来一年,预计玉米、大豆受国内外政策和贸易环境影响较大,大概率将维持在近年较高水平,人工成本随社会薪酬福利水平而上升,猪肉生产成本控制承压。生猪的价格波动较大,企业利润与售价、成本关系如何?后面我们还将带来生猪养殖行业的利润空间解析。

责任编辑:宋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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