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食品董事长李伟：降低企业成本，挺起经济“脊梁”

　　图为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郑州思念集团董事长李伟

　　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启动。供给侧改革正从“高频词”化为政府、企业明晰具体的改革“路线图”。

　　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企业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的传统产业，目前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遇到诸多挑战，急切盼望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早日落实，也盼望在降低企业尤其是传统产业的成本方面，政策实施的力度更大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郑州思念集团董事长李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企业减负”这几个字上。

　　传统产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诞生“千亿”巨头公司毫无压力

　　“为什么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多支持传统产业？这是因为传统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李伟代表认为，在当今中国，大家都在为互联网带来的变革而欢呼，而一提起传统的产业如制造业、食品加工、服装纺织等行业，不少人会马上与“落后”、“陈旧”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

　　李伟代表认为，传统产业并不意味就是落后、思想陈旧的产业，食品加工、纺织服装、金属冶炼、房地产等传统产业，这些产业在千年以前就已存在并发展到今天，而且还将继续无期限发展下去。就算互联网再能创新，也无法凭空变出食品、衣服、金属和房子。这就是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得依靠传统经济的道理。

　　李伟代表认为，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举世瞩目的消费大升级：已经富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再只需要低质低价的商品，而是蜕变为高质高价的追求，而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我们不能丢掉传统产业，不仅仅因为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并非因为传统产业已经病入膏肓，不靠政府的支持而难以生存。”李伟代表预测，“放眼未来，传统产业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风口‘。”

　　他向记者举例说，“服装鞋帽行业，中国人口众多，这个行业完全可以诞生百亿级别的时装品牌；在食品加工行业，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这个行业未来也能够涌现出一批令消费者放心的食品品牌，也会出现像雀巢、联合利华和百事这样的世界巨头公司，这场波澜壮阔的消费升级中，诞生一批百亿甚至千亿市值级别的公司毫无压力。”

　　部分传统产业陷入发展困境：

　　呼吁推动供给侧改革，降低企业成本

　　“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经济转型的大势下，传统产业毫无疑问面临转型，有的传统产业已成功转型，不可否认的是，部分传统行业的企业发展陷入困境。”李伟代表讲到。

　　对于传统产业如今的困难，李伟代表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传统企业发展最大的困境就是包括税收、人力、原材料成等成本不断上涨，但产品售价不涨。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 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6%，各种税费占比9%，主营利润占比仅5%。持续收缩的需求叠加高企的成本、费用，令企业盈利雪上加霜。”在他看来，产品需求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改变，企业要想提高竞争力，必须降低成本。他表示，未来唯有依靠降低成本来改善企业盈利、提升资本回报，才能让传统产业焕发青春，在如何降低企业成本方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建议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并真正落实

　　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绕不过减税和降费，否则便成空谈。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税收收入规模为119158亿元。而据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测算，其中企业缴纳的税收占比为90%，如果再加上来自于个体工商户的税收，企业占比一下提高到94.5%。换句话说，中国每收100元，其中将近95元是落在企业身上。不仅如此，在12万亿元的税收收入中，来自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税收收入占比达到70%。倘若算上各种隐形的“揩油式”收费，企业更是不堪重负。

　　过去两三年，减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李克强总理也表示，要推动结构性减税。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此时明确提出，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

　　我认为，不仅仅是制造业，传统的产业如地产行业，也需要减税，中国经济活力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民营企业，而他们的税感最为强烈。因为国有企业通常能够获得财政补贴和廉价贷款，对税费的敏感程度不高。通过减税，才能让企业的钱留在市场，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新增就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激发经济活力。因此，李伟呼吁国家尽快出台减税的实质性政策，希望整体性减税能够得到实施，并且减税的政策力度要大、要实实在在，让企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税负的下降。

　　除了“减税”，下一步还要主动“降费”，实事求是地看，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清理收费的措施。财政部等部门还部署开展了涉企收费专项清理规范工作，取消、降低了一批涉企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坚决遏制各种乱收费。但这种“降费”的力度还要再大一点，要取消、免征、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清理规范社会团体收费等。

　　当然，意识到减税降费的重要性是一个好的开始，关键还在于落实，落实不到位，就是一句空话。这种教训在以往的政策实施中并不少见，不少地方政府变着“戏法”、千方百计肢解和阻碍中央政府优惠政策，企业就将继续繁重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小打小闹的隔靴搔痒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建议尽快降低养老金费率、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李伟代表称，中国社保体系主要由“五险一金”组成。其中，养老保险总费率28%(单位缴费20%、个人缴费8%)、医疗保险8%(单位缴费6%、个人缴费2%)、失业保险费率2%(单位、个人比例各省自定)，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由单位缴费个人不缴，工伤保险平均费率为0.75%，生育保险的平均费率为不超过0.5%。

　　如此算来，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五险”的总费率已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其中，企业负担为28.25%，个人负担为11%，企业社保负担非常沉重，尤其对于传统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企业有大量的产业工人，会承担沉重的包袱。

　　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降成本，并部署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同时，根据“十三五”规划建议，生育保险将与基本医疗保险合并，中国社保体系也将从“五险一金”变为“四险一金”。2015年内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费率先后降低，但一共不到2个百分点的降幅，对近40%的五项社会保险费率来说不过是“毛毛雨”。因此，当前企业最迫切的呼声是尽快降低养老金费率。

　　发达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中企业缴费的比例一般在10%左右，很少有达到20%的情况，比如日本养老保险的费率是18.3%，其中企业和个人各承担9.15%。参照国外的经验，可以发现我们的养老金保险还有十个点左右的降幅。只有大幅度地降低养老金费率，才能真正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

　　三、建议修改《劳动法》

　　2008年颁布实施的新《劳动法》，在对企业职工的保护上的确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这部法律的部分条款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甚至伤害了企业的发展，使得在劳资双方中，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反而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而且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僵化。

　　劳动法对劳动者存在过度保护，劳动者的保护过度倾斜意味着用工企业的伤害。比如，劳动者只要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即可解除合同，且无需支付补偿金（有约定的除外）。而用人单位要解除劳动合同，则困难重重，且支付补偿金。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上的，也有对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

　　再比如，劳动法规定，职工入职必须签订长期劳动合同，但在大量的传统加工企业里，用工有较强的周期性，比如说大量的代工企业，只有在订单来的时候需要招聘工人，在淡季的时候，这些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工人并没有给企业带来价值，但企业必须按照正常的待遇发放工资，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因此，劳动合同法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所以他建议要修改劳动合同法，把合理的地方保留。但是要把过于僵化的部分剔除，保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体现企业和劳动者的平衡。

　　在李伟代表看来，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行压力，应快速启动修正《劳动合同法》，让企业轻装上阵，激活其动力。企业发展了，员工才能获得好的收入，企业倒闭了，工人最遭殃。法律必须明确，不能在两个极端摇摆，过于保护企业利益是失衡，过于保护劳动者权益也是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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