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养猪户生存状况调查报道（一）

      编者按：猪肉价格暴涨正在给全国百姓带来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但它对普通猪农的影响，难道就一定是积极的吗？在前一轮猪价狂跌潮中倒掉的广大猪农显然不是这么想的，而对于那些坚持至今的小专业户来说，情况也绝不乐观。英文《中国日报》记者深入湖南曾经的养猪大市常宁农村进行了为期三天（2007年8月7日至9日）的实地采访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蓝耳病毒等疫情肆虐，市场行情与风险难以捉摸，缺少外界的智力与资金支持等困难仍然使农户感到彷徨和没有安全感；地方政府的行政缺位甚至权力滥用更是让他们有口难言；养猪户依然更多地依靠自己，他们的未来仍显迷茫。

      英文《中国日报》8月15日报道：张兴荣家在农村，县城就在十里之外。确切地说，县城就在四十多个锐角弯、十个钝角弯和一座四十多岁从未整修的石桥之外。这里没有公路，有的是沟壑，有的是碎石，有的是坑洞，有的是尘土。在我首次张家之旅开始后的五分钟内，他那台老摩托的左反光镜就在重重颠簸中应声而落，而他却毫不在意。

       事实上，他的养猪生涯比这里的道路更加坎坷。别的不提，对他来讲，即便是晚夏高温带来的打击，就已经打消掉了一大半猪价升温所伴随的喜悦。我登门拜访前一周的某日清晨六点，张兴荣发现，猪舍里剩下的两头母猪里的一头要产仔了。那天，它差点就一窝产下十九头小猪－这相当于一般小专业户母猪三胎的总和。如果一切顺利，它本将创下张兴荣个人养猪史的一个记录。但母猪终究没有力气破这个记录――它中暑了。

      到了晚上，他把十七头死猪一头接着一头地从母猪的子宫里拽了出来。这时，母猪和它身边两头还活着的猪仔都撑不住了。

      他只有一个念头：母猪死不得。

       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张兴荣已经给母猪输完了两瓶葡萄糖和两瓶盐水。母猪保全了。但它还是虚弱，连续病了三天，不吃一点东西。没有营养就没有乳汁，没有乳汁就没有小猪。一周之内，两只猪仔都死了。

闻蓝耳色变

      死了十九头小猪，就是亏了五千块钱。可在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这个八十四万六千居民的县级市，张家的遭遇怎么都得算幸运的了。因为使邻近的各户养猪人家如临大敌的不只是中暑，更是让他们闻之色变的蓝耳病毒。

      提起蓝耳病，上洞村大洞组组员李小满绝对是一腔苦水：他唯一的一头母猪和九头小猪在八月六号都死了，死因就是蓝耳病。从发病到死亡，一共只用了五天。在这个村里，被迫因此放弃养猪的远不止他一个。八月以来，大洞组饲养的九头母猪和九十头小猪均已死于蓝耳病。村民们不傻，他们知道得了蓝耳病的猪大多都是治不活的。可这都是大家辛辛苦苦养的猪，“能不治吗？”三千多块钱就这样打了水漂。

      李小满有两个小孩，一个正上高中，一个在读初中。养猪失败后，留给这位父亲的挣钱余地就剩下了种田和基建，但不论哪一样都供不起两个读书娃。

      “肯定有一个没得书读，”他苦着脸对记者说。

      这就是常宁，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远近闻名的杂交水稻大县。改革开放以来，稻田日渐荒芜，人们养起了猪，常宁也就此变成了国家级的养猪大县。在九十年代的养猪黄金期，每个村的每户人－另一说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都至少要养一头母猪。养猪户们比划着对我说，那时每天总得有十几车“大货”，每辆都满载着一百三十多头猪，浩浩荡荡地从常宁开往广东。

      但物极必反的道理不合适宜的在这里应验了。到了1997年下半年，人满为患的猪市终于大跌，猪肉的最低价掉到了一块八一斤。养猪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钱了。在持续将近两年的低谷里，绝大多数养猪人黯然退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支撑到了市场的回暖季节。

       经过这次价格波动，家家户户养猪的盛况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差不多都是各养几十头猪的小规模专业户。而去年的大降价和蓝耳病毒的爆发，又把他们中的大多数击倒在地，一蹶不振。

      说这话的是上洞村仅存的养猪户邓其方。在他看来，当地蓝耳病的根源是2005年以来才从无到有的生猪流通现象。不然，怎么以前就从没闹过这邪了门的病呢？

       不论病源何在，可以肯定的是，红极一时的常宁养猪业已经彻底垮掉了。

      邓其方养了将近一百三十头猪。在我们八月九日上午的谈话前，其中的一些猪刚刚开始发病；邻近的中义村人口在八百左右，是昔日养猪大村，但坚持至今的只有三户，所养猪总数不过五百头；稍远一点的乌联村有八百二十四人，2001年前后也曾见证过一户养一头母猪的短暂辉煌，当下养猪总数不到一百头。

       不比不知道，一出荒诞剧正在常宁上演：张兴荣和弟弟张兴富已悄然跃居当地身家最盛、存栏猪数最多的专业养猪农户之列，而他们一共才养了二百四十多头猪。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口超过一千的梅塘村，实际上也再找不出第二户养猪的人家了：除了养一百多头猪的张兴荣表姐夫以外，村里唯一其他的养猪户在上个月因为六合彩被判了刑，三十多头猪不得不都交给妻子打点。而直到今天，村子里的绝大多数已婚女人还是足不出户的全职太太。谁不指望自己的妻子可以既养孩子又养猪，赚钱持家两不误呢？

       还坚持养猪的最怕蓝耳病毒，而像乌联村秘书李叔义和东湖村菜农邓如金（音）这样早几年就放弃了养猪的当地农民，最怕的还是居高不下的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让养猪户的积极性跌至谷底

      张兴荣半躺在李叔义家破旧的睡椅上解释说，养猪散户们也开始关注市场风险，这本身就说明经过几年来的数次价格波动，农民养猪已经趋于理性。

      我宁愿相信这种不无道理的说法，但严峻的现实就在眼前。驼背的李叔义沉默地在一张板凳上坐着，身后是斑驳的墙壁。那上面早就被撕得不成样子，什么都没有剩下，除了一张孑然而立的奖状：这是1998年他女儿小学五年级时在学校文艺汇演上得到的纪念。她早就到广东打工去了，今年过年也没有回家，因为钱不够。

      李叔义们的沉默，或许就是“理性”的表现吧。他们自然要更加关注市场风险，因为他们老了，子女不在身边。我去实地采访的四个村落，居住人口都只有全村人口的一半上下。大多数青年劳力都去了广东，还有个别的在福建打工。

      所有这些村子都成了老人和娃娃们的天下。这些人养猪，怎么能比得过二三十岁的张家兄弟呢？

       可即便是他们这些坚持到底的养猪农户的积极性，也随着猪价的急剧飞涨而一路狂降。现在，养猪户的积极性已经跌至谷底。他们说，这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最直接的因素是，普通养猪户从近期猪价暴涨中所得的利润并不大。张兴荣说：“钱是赚了的，但必须综合起来看我们养猪的这些年，必须从低谷到高峰一起算。就算是现在，也是养得好的赚钱，养不好的一样赔钱。只看到高峰期这一段是不行的。”

“零五年到零六年上半年，我每养一头猪要亏四百块钱。可这四百块钱大家就不考虑了。那就不是钱啦？难道我们亏的钱不是钱，我们赚的钱就是钱？不能这样说。”

      目前，张兴荣养猪的纯利润是每月三千块钱左右。但按他自己的话来讲，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运气好，既踩在了那些倒掉的养猪户肩膀上，又没有受到蓝耳病的威胁。

      但运气总是有个完的。到时候怎么办呢？

      到时候，“几百头猪要是得了病，我们得花掉几十万，”中义村的养猪龙头户郭祥伦解释道。

      按照张兴荣八月八号的估算，常宁有大约百分之三十的猪－主要是母猪－得了蓝耳病，而七成的病猪已经死亡。

      “再过两个月，就没猪了，”郭祥伦说。

       政府缺位：农业部的免费疫苗农民难拿到

       问题的关键是，在与蓝耳病毒的角力过程中，养猪农户们落了单。而“只靠我们自己是没用的”－这不仅是邓其方的个人观点，也是当地猪农的一致意见。

       但为了控制蓝耳病疫情、提高猪农积极性，中央政府和各部委已经连续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也下拨了数额可观的津贴与疫苗。为什么邓其方这样的农户还在抱怨“养猪户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不重视”呢？

      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是需要时间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此之外，接受采访的村民普遍将矛头指向了基层行政部门的一系列执行缺位问题。

      自去年猪农与县屠宰场爆发冲突后，常宁就不再从农村收购猪肉了，而是从广西和云南进货。张兴荣说，市里吃的这些猪肉，有三分之一都是死猪肉－“这些猪在卸车的时候就死了。”

      “每头猪杀了之后都要劈成两边。我们这里肉食水产公司的做法是，卖肉的时候，每劈一边好肉去，就要带一腿死猪肉。这是必须要带过去的。市场上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税务局和检疫的人员都在那里，但视而不见。死猪肉通过他们就变成合法的了。”

      养猪户们说，他们去年那次争执的焦点是屠宰场的黑心肠。一个又一个的农民告诉我，他们如果要向常宁这家唯一的屠宰场卖猪，就要接受它闻所未闻的报价：不仅要每斤肉都付六毛钱的税，还得搭上猪的所有内脏器官。

      “屠宰场每年都能挣两百万左右。这两百万就是从消费者身上抠过来的，”张兴荣说。

      而只有过了这关，当地畜牧局才会按一块五一头的价格，给农户的猪打上检疫标识。之后，农业部免费向猪农们发放的蓝耳病疫苗中的“很小一部分”才能卖到他们手中。

       张兴荣说，截止到八月八号，常宁只有差不多百分之十的猪农拿到了他们应得的疫苗。郭祥伦就属于那另外的百分之九十：他直到八月六号才知道县里已经领到了疫苗，而按邓其方的说法，这些疫苗从六月开始就已经在常宁积压，“不少已经通过内部关系发放出去了”。

      邓其方通过关系拿到了两瓶20毫升装的疫苗，但这连一头健康猪的量都不够。老实的郭祥伦则干脆花了半天功夫，到衡阳市买了些一百八十块一瓶的100毫升装疫苗。他说，这应该能管二十几头猪了。

     “可我既不知道这能用多久，也不知道它究竟有没有效果－根本就没得说明书。我看，到头来这些钱也就是买了个心理安慰而已，”他说。

      张兴荣的生猪保健秘方是从网上学来的：中医药食补。“我自己配了十来种包括金银花、柴胡、黄芪、鱼腥草、甘草、蒲公英、板蓝根等等清热解毒、增强免疫力的中药，粉碎了给猪拌到饲料里吃。”

      每过九天，他就把这些自制的保健品给猪连续喂上六天，屡试不爽。“中医药保健的效果比西药要好得多，”他说。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头健康的猪必须首先得干净，生活环境也要舒适凉爽。而猪是最不讲干净的。不只是不讲干净而已，它简直太懒了，懒到能安于长时间横躺在自个儿的粪尿上边一动不动的歇息，一来方便，二来凉快。

      这样，猪农们的活计可就多了。他们不仅要在猪舍里安置风扇，还得每天都给这些大猪小猪们洗四回澡。不然，猪得病的几率就要大大地高了，更甭提在这大热天里，中暑也能致命。

       等夏天一过，坏事就全没啦，猪农们对彼此说。

       可是夏天结束的时候，他们和地方机构的僵持局面就能随之结束吗？村里可没有像样的屠宰场，而单打独斗的屠户一天最多也就杀那么一头猪。

      跑猪人郭祥宝的生意就是这么来的。这位张兴荣口中的“中介”是走村串户，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去。他把脑袋上顶着的草帽摘下来，一边扇风一边对我说，现在的常宁，农村的猪都是自产自销、自生自灭，跟城市里头半点瓜葛也没有。

      可就是这样，县里边竟然还不知怎么就成立了一个跟猪农从无联系，却自吹每年都要向社会“贡献几十万头猪”的养猪协会。

       价格暴涨不是喜事，农民盼望智力支持

       在如此的环境中，这些基层的养猪户们，对猪价的飞涨究竟是怎么个意见呢？

      在自家床上坐着的张兴荣告诉我：“猪价涨多了的话，社会反响比较大，市场压力比较大，政府压力也比较大。对于我们养猪的来说，一头猪一年能赚个百八十块钱就行了。我们既不奢求一头猪非得赚几百块钱，也不希望养头猪出来就亏几百块钱。我们谁也不想靠养猪发好大的财。付出一定的劳动，能够得到适当的回报，这就行了。”

      站在常宁市东湖路一角的邓其方也是这么说的。他的周围是几个邻村的养猪户和好奇的市民，这些人谁都没见过记者，大家争先恐后地凑了过来，一个个都低声嘀咕着什么。在他们的嘀咕声中，邓其方说：“涨价对我们个人的短期利益来讲是好事，对社会的整体利益来讲不是好事。我不希望就这么继续涨下去。”

      既然不希望继续涨价，那么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呢？

      这位朴实的中年人只是不停地搓着双手。在想了又想之后，他几乎是面带愧色地对我说：“我们都是农民，文化素质比较低，没有什么养猪知识。要说希望，我们希望城市里边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来帮帮我们养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