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喝时代：农民是职业还是身份？

我没当过农民，即便我没考上学、没找到工作也大概当不上农民，这不是我的伟大或者懦弱，而是我世袭了父辈的身份。很长时间以来，农民作为一种身份印记牢牢地存在着。于是农民的孩子考上学那叫“跳出农门”或“鲤鱼跳龙门”。考不上学找不到工作的农村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城里的孩子招工、接班，艳羡不已。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那道沟壑不管看起来怎么样，实际上不可逾越。 于是我看到这样的消息时就惊诧和惊喜不已了。《中国青年报》10月18日报道说，上海市规定凡2001年1月1日起在郊区农村出生的小孩，都可以报城市户口。这将意味着在上海农村新出生的孩子将直接被登记为城镇居民，“农民”将不再是他们“世袭”的身份印记。如果这一政策今后没有变化，最多10年之后，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将在上海消失，农民将仅仅是一种“职业称谓”。 好一种职业称谓。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种职业，农民自然有农民的优势，要不就没有一些城里人下乡当农民一说了。和工人、干部、老板一样，他们之间存在的仅仅是职业的不同，社会分工的差异，收入的多寡。可是在很多地方却人为制造了人的围墙和篱笆，在围墙和篱笆之内，圈定了农民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他们的孩子能怎么不能怎么，这显然不是职业的不同，而是身份的烙印。它到现在仍然在很多地方坚挺地存在，没有城市户口，在城市上学难、找工作难、结婚难，即便你有城市户口，可是在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城市，你同农民没有太多的区别。 人的平等性在于社会资源面前的一视同仁，在于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前的平等性，可是农民的平等性却被人为地大打折扣了。 欣喜的是，农民正在向平等迈进。据不完全统计，仅自1996年以来，我国共有17188位农民(含转制)从公开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走进地方国家机关的大门，成为国家公务员。现在，这种打破身份和地域限制，惟才是举的公务员选拔方式已在全国30多个省市区全面铺开。 有人说，以户籍身份为前提标准的公务员录用“潜规则”，实际上剥夺了农民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如果追溯国家公务员报考资格必须为“非农业户口”这一不成文要求的源头，实际上是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分治的阴影。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它还意味着经济身份、政治身份、法律身份和社会身份。 如果说各地公务员录用向农民敞开大门仅仅是人事制度改革的进步，深圳将对事业单位实行全员聘用制，打破的是干部、工人的身份界限的话，上海为农村孩子打开户口围墙则是彻底打破人的围墙和篱笆，是“标志性的建筑”。 从《大公报》上看到一则短文颇有意思，温哥华一份中文报纸聘请编辑和记者。对编辑的要求是：具备丰富之新闻编辑经验，对本地情况有深刻认识。熟悉“飞腾”照排软件?中文打字。对记者的要求是：大专以上程度，中英文良好，能独立采访及撰写社会性专题故事，熟悉本地情况。相比我们很多的招聘启事，动不动本科、硕士，35岁以下，女的不要，未婚，城市户口等，温哥华的用人标准真是“浅薄”得一无是处。我们的很多单位真是趾高气扬苛刻得了得。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富有的地方，对待“人”的态度上越没有“架子”，而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人事改革大潮无动于衷或者坚决抵制的地方和这些地方的职能部门，说到底是不想失去某种“管制”人的权力，是仍然想发人财，是私欲在作祟。这样的人当然不想给人创造平等、和谐的竞争、就业、保障环境，而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管好人、办好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当然，上海有上海的实际情况或者说优势，不能一概而论。我认为仅仅让农民的孩子报上城镇户口仍然是将农民狭隘地定义了。其实城里人也罢，乡下人也好，不都是国家公民么，那么能不能统一登记为“中国公民”，职业有所区分，比如农民、工人、干部、失业、待业等，这不正是彻底打破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身份区别，而仅仅有职业不同之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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