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辅成说，目前该村组有职业渔民246人，现在还捕鱼的只有60人，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在捞猪。记者在今年3月14日－3月16日采访了8个渔民，他们要么正在捞猪，要么已经捞过猪。
徐玉妹去年参与捞猪，两人一条船，一人划桨，一人捞猪，两人一天一共可得收入300元。但她只捞了4天，“太臭了，不想捞。”陈巧根坚持下来，他仍担心村委会是否会给到150元/天。记者问徐伟捞猪好还是捞鱼好，他说：“赚钱就好。”
河水受到污染，鱼类鲜见，渔民们不再以捕鱼为生，而是捞猪。当记者把这个有点荒谬的问题提给李辅成时，他的脸色变得异常认真、严肃。
他从信访资料中找到一份“外荡水面使用证”，他们村有水面3556亩，“渔民拥有水面和农民拥有土地一样。”他指着这本1986年颁发的证书逐字念，“自发证之日起，本证确认的使用权属受法律保护，长期不变。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变动和侵占。”随即他抬高声音说，“现在水都污染了，我们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011年，李辅成向镇政府请求政府给渔民安排河道保洁的工作。
河道保洁原本不是承包给渔民，现在都包给了渔民，承包规格是：2000元/公里，4个人承包20公里，算起来每人一年能赚上万。今年承包价涨到3200元/公里。
渔民10天或一周清理一次所承包的河道，他们只负责打捞白色垃圾，捞垃圾时会经常碰到死猪，但渔民们不会打捞。原因之一是渔民捞了没地方放——岸上是农民的地。
为让河面干净，保洁员把死猪藏在水草里。等到死猪多得藏不住了，村子里的捞猪船队就过来大批量打捞。有的渔民就加入捞猪的专业队伍，毕竟捞猪一天下来可以获得100元或150元的收入，而从事河流“保洁”工作，则每天只能拿到80元。
陈巧根独居在渔民宿舍，宿舍门前的河道里停着一条捞猪船。捕鱼的网晒在草地，久不使用。他觉得，捞猪，渔民比农民有优势，因为渔民熟水性，懂驾船和拉钩技术。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另一个不利的地方——当他捞完死猪到镇上打的士，身上淡淡的猪尸味，让出租车司机不自觉地面露难色。
农户的考虑建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成本太高
养猪户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考虑，政府监管的无奈和投入的不足，成就了一河死猪
当最反对养猪的渔民，也渐渐接受了捞猪的事实，污染河流的恶魔，就失去了它的最佳敌手。
3月14日下午，记者希望租一条船去采访捞猪。渔民徐玉妹帮记者联系了4户开船的渔民，记者的租船要求遭到拒绝。
3月15日早晨，记者在丰北渔村租船，依然没有人愿意出租。
河边洗衣服的年轻女孩、浜前煮猪食的老人、桥上溜达的路人，记者发现他们似乎没有多大兴趣谈论河流污染问题。
面对发展养猪业带来的污染问题，当地政府其实一直在努力改变。早在2003年，当地就提出养殖应适度集约，粪便应集中处理。对于养猪户乱扔死猪和偷排猪粪的问题，当地也曾花了很大力气追查。但在许留根看来，乱扔死猪、偷排粪便问题，政府不可能管好。“养猪的主要是散户，政府不可能时刻派人盯着养猪户，他们或许对河流污染的问题重视不够。”
3月上旬的一个傍晚，许留根在民丰村亲眼看到一个农户提着一大塑料袋猪去浜里扔，他呵斥后，对方又提回去了。陈巧根说，有一次他捞到一头死猪，尸体上还绑着块砖头。
3月13日，养猪户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称，乱扔死猪因为“死猪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而有很多烦恼”。养猪户忌讳死猪，在波动的猪价面前，他们不希望自己死猪成为一个不利的竞争因素，自行处理死猪的成本又太高。竹林村去年新建了一个100立方米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投资12万。
养猪户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考虑，政府监管的无奈和投入的不足，“成就”了一河死猪。
这几天，丰北渔村几个渔民，领到了7条政府发的载重量2吨的铁船。“因为渔民的渔船用来保洁和捞猪，太小了。”许留根说。
对于现在政府采取的打捞措施，李辅成说，“投入了资金，但没抓到根本。”
3月15日，许留根认为，治理污染最重要的解决办法是：对污染进行曝光。“死猪这么多，河水这么脏，农民也要看到，政府也要看到，这么脏怎么办？应该让所有人都来看，都来想办法改变。”
就在他说完这些话的第二天，3月16日，他从手机上看到了嘉兴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报道，发布会称，全市近一周收集乱扔死猪只有3601头。“你看看，这个数字……他们要掩盖什么？”许留根说。这一天李辅成也看了电视，他说：“嘉兴的两个环保局长，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嘉兴市的水质是合格的……河里都没有鱼了，水是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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