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教诲下 她成“养猪能手”

　　1968年，14岁的南昌姑娘程新兰随学校迁往抚州东乡。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曾任三五九旅旅长的开国上将王震。

　　1969年10月，王震被下放至抚州东乡红星垦殖场。在“红星”蹲点期间，王震大力发展畜牧业，改善红壤提高粮食产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程新兰等20多个姑娘被分配至红星垦殖场养猪，王震曾亲自教诲她们要好好养猪，并不时过问她们的学习工作情况。程新兰说，在王震将军身边工作让程新兰收获了很多，王老“不讲空话、老实做人”的准则是她一辈子做人的信条。近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现居上海的程新兰。

　　结识将军

　　田埂上初识王震将军

　　1968年，14岁的程新兰考入南昌三中，不久后，学校被迁至抚州东乡红星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时，学校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早上出操，打背包跑步。全体师生要下田劳动，暑假时还要参加‘双抢’。几天下来我们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在打谷场的泥地上一觉睡到天亮。”程新兰向记者回忆道。

　　1969年的一天，程新兰正在田里劳动，忽然看到田头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瘦长挺拔，精神抖擞，戴着一顶草帽。到了田边，他脱了鞋就下田，紧跟在后面的那些人也跟着他下了田，那些人中包括校长和很多干部。“后来我听别人说，那个老人就是当年开垦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的旅长，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将军。”程新兰说。

　　“王老说养猪工作责任重大”

　　1971年，程新兰从共大毕业，表现优异的她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分到一个不错的单位，没想到最后却被分到红星垦殖场养猪。连长告诉她，这是个光荣的工作，是王老（即王震）亲自提出要挑选20个出身好、表现优秀的姑娘去养猪，但程新兰依然感到有些失落。

　　20个姑娘被接到垦殖场，受到王老的接见。“这是我第二次看到王老，也是第一次与他面对面交流。”程新兰对记者说，当天王老穿了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有前沿的单帽，背着双手走了进来。一群十七八岁的姑娘也不懂得起立鼓掌什么的，就这样静静地听着王老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给她们讲养猪的意义：“我们的猪都要转运到香港然后出口到各个国家，是要换取外汇的，我们的工作责任重大。大家不要怕脏，也不要怕累，一边养猪，一边掌握技术，共同把我们的垦殖场搞好！”王老说了20分钟，然后迈着健朗的步子离开了。程新兰说，王老的一番话打消了她心中的顾虑，她开始用一种积极的眼光看待这份工作。

　　“想不到，你还是个小接生婆”

　　20多个姑娘被分配到各个连队，程新兰和另一个同学留在了红星垦殖场总场，和王老住在同一栋楼里。“朝夕相处”让程新兰对王老有了更多了解：“他喜欢能吃苦的人，不管是自己的亲人还是从北京带过来的高干子弟，他都要求他们下地劳动。此外，王老对工作非常严格，最厌恶偷懒耍滑、敷衍塞责的人。有一次，一名职工没把事情办好，王老十分生气，冲进他的办公室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

　　起初，姑娘们都很怕王老，但随着他经常来猪舍，与大家有了一些接触，程新兰感受到了他的另一面。有一次，王老问她：“你掌握了些什么技术啊？”她回答：“我学会了观察猪是否生病，会给猪量体温、打飞针、打虫，晚上还会守着母猪下崽。”王老听后哈哈大笑：“想不到，你还是个小接生婆！”

　　观察感悟

　　王震蹲点2年“红星”风气明显改善

　　程新兰告诉记者，王老在红星垦殖场虽然只待了2年，却使“红星”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1969年底，“红星”要召开生产汇报会。有人通知王震，会上要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研究造反派提出的要求。王震断然回答：“今天只谈生产，不讨论其他内容。”停了一会儿，又说：“有人说我光抓生产不抓革命，好，把那些造反派头头也都叫来。”

　　那次生产汇报会是王震来“红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王震表情严肃地听完汇报后，沉重地表示自己到处转了转，看到生产不出粮食，老百姓饿肚子，心里很难过。会场内寂静无声，情绪激动的王震音调越来越高：“从今天起，白天必须搞生产。哪个游手好闲，我就对他不客气。”这一番铿锵有力的谈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欢欣鼓舞，而在场的造反派则泄了气。主持会议的领导当场宣布：“大家要遵照王部长的安排，党员、干部脱离生产要受处分，这是纪律。”

　　程新兰记得，那次会议以后，红星垦殖场的生产秩序明显好转，越来越多人鼓足干劲投入工作。在王震蹲点期间，红星垦殖场抓生产的正气占了上风，面貌大为改观，经济也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发展畜牧业改造红壤

　　红星垦殖场的土地几乎全是红壤地，红壤必须加以改造，耕地才能有好收成。王震从“红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养猪积肥取得改土、增产的经验中，选准了改造红壤的突破口，动员大家从大力发展畜牧业入手。

　　程新兰还记得，机关大楼的旁边就是猪舍，她经常看到王老站在窗边看着猪舍。红星垦殖场饲养的猪都是专门进口的种猪约克夏、巴克夏，猪场是种猪实验基地，周围的猪场都会牵着母猪来配种。“经常有全国各地的人来参观学习，每次有人来，王老都背着手走在前面，兴致勃勃地给大家介绍情况。”程新兰说。

　　王震改造红壤的计划取得了实效。经过一系列努力，红星垦殖场的红壤得到了明显改善，水稻亩产由原来的200多公斤上升到800多公斤。随后，红星垦殖场改造红壤的经验逐步在全省得到推广。

　　结交朋友

　　与王震的外甥一起烤红薯

　　在红星垦殖场，程新兰不仅锻炼成一名“养猪能手”，还认识了很多朋友。她告诉记者，当时她住在总场机关大楼，二楼西头大房间是王老的房间和办公室，紧挨他房间住着的是一批王老带来的中科院科研人员，有水稻专家小潘、蔬菜专家老林、茶叶专家老吴等。楼里还住了一对夫妻，男的名叫王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烈士的遗孤，女的名叫张延忠，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张鼎丞的女儿。“王兴当时30多岁，身材魁梧，经常扛着把锄头下地干活。张延忠是科研人员，研发920猪饲料的。夫妻俩都是高干子弟，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时总是谈笑风生。”程新兰说。

　　程新兰房间隔壁住着的是蔬菜组的小彭和沈克，小彭是王老的亲外甥，沈克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儿子。“这两个人和我们年纪相仿，共同语言也更多。我还记得晚上肚子饿的时候，我们会去地里‘偷’几个红薯，然后坐在一起烤着吃，现在想起来特别有意思。”程新兰笑着说。

　　人生收获

　　“不讲空话、老实做人”

　　是一辈子做人的准则

　　王震于1971年9月离开“红星”回到北京。8年后，程新兰离开红星垦殖场，此后便离开江西，一直在外地工作生活。现在，已过花甲之年的程新兰每每想起在“红星”的日子，都会感慨不已：“当年一毕业就成为‘猪倌’，我还觉得有些委屈。现在想想，这也是人生的一种财富，尤其是我有幸在王老身边工作，开拓了眼界，得到了锤炼。王老‘不讲空话、老实做人’的准则，也是我一辈子做人的准则。”

　　记者了解到，尽管王震在红星垦殖场的时间不长，但在“红星”的那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王震回到北京后，还经常关心“红星”乃至整个江西的经济发展。有一次，他在病中写信给红星垦殖场的职工说：“我在病中，常常想到你们场里的事。这也难怪，因为我是红星的一名职工，红星就是我的家。”

责任编辑：龚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