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刘昕：抗生素污染物应列入环境监测检测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 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

　　抗生素的滥用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但在我国更为严重。2013年的统计表明，我国抗生素年使用量达16.2万吨，约占世界总用量的一半，其中52%为兽用。在畜禽养殖业中，约85%以上抗生素药物未被代谢而是直接排放至环境中。据估算，我国每年畜禽粪便排泄物排放量高达45亿吨。将生命与食物品质科学、微生物制药工程、功能食品及生物资源工程作为研究方向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连续几年的提案均围绕抗生素污染而展开。今年全国两会上，“抗生素污染物”再次被刘昕关注。

　　刘昕强调，抗生素抗性基因对环境生态和人类健康危害被列为21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抗生素抗性基因在环境中可持久性残留、迁移，并可通过基因水平转移在菌群间传播，诱导耐药菌株产生，对环境生态和人类健康的危害远大于抗生素残留。

　　近日，复旦大学一项关于抗生素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研究发现，婴幼儿时期抗生素的使用与儿童时期肥胖风险有关。科研人员从数千份儿童尿样中测定出21种抗生素，包括5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2种β-内酰胺类抗生素、3种四环素类抗生素、4种喹诺酮类抗生素、4种磺胺类抗生素和3种氯霉素类抗生素，其中79.6%的学龄儿童尿液中检出一种或多种抗生素，而且在儿童尿液中还检测到金霉素、恩诺沙星等只限于禽畜使用的抗生素。

　　据估算，我国每年畜禽粪便排泄物排放量高达45亿吨，水产养殖业使用的抗生素仅有10%—20%被鱼类吸收，80%—90%进入水环境中。

　　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已引起耐药菌的大幅增长。临床抗生素滥用的严重后果是造成细菌对已有的抗生素产生交叉耐药和多重耐药现象，使临床难治性、感染性疾病发生率明显上升，可能导致临床对耐药菌束手无策。例如，天然青霉素在控制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方面几乎已失去药用价值，人群中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接近80%产生了对青霉素G的耐药性；我国医院中分离到的大肠杆菌对氟喳诺酮的耐药率在50%—60%，而在欧洲及美国为5%以下。

　　据统计，我国兽药渔药抗生素用量约为美国的4倍，且大量使用的兽药渔药至今未制定药物残留指标。2014年第9期《科学通报》发表文章，报告了68种抗生素在我国地表水环境中被检出，其中一些抗生素在珠江、黄浦江等地的检出频率高达100%，有些抗生素检出的浓度高达每升几百纳克（工业发达国家水体中被检出浓度小于20纳克）。每天排放数量庞大的工业废水、城市生活污水、农村生活污水及水产养殖业的直接排放等，均可对地表水、地下水以及农田土壤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迄今为止，已经有16种四环素类抗性基因、3种磺胺类抗性基因和10种β-内酰胺类抗性基因，在废水、河流、海洋、灌溉渠、养殖场水体、污水处理厂、饮用水、沉积物、土壤、空气等环境介质中被发现，表明这些污染物已经无处不在。被抗生素污染的水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河流、地下水源，抗生素抗性基因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土壤、饮用水、粪便、微生物、动物、植物和人之间相互传递，可导致土壤成为巨大的耐药基因库，将对环境微生态造成严重的影响。

　　工业发达国家均采取严厉的手段限制抗生素的使用，城市中污水处理率几乎达到100%，处理后的污水未达到标准严禁排放入水环境中。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污水处理率不足70%，大量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江河。

　　抗生素在污水处理厂的消除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同种类抗生素在污水处理厂的去除效率具有很大的差异。对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和不同处理工艺、不同规模及处理能力的出水进行抽检，氟喹诺酮类药物均有高检出率，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罗红霉素、红霉素（脱水）和磺胺甲恶唑在污水处理厂的进出水中均有检出。自来水厂水净化过程的处理工艺难以去除抗生素，饮用水中的抗生素成分已经威胁到了人类健康。长期食用“有抗食品”，可能会使一些人畜共染的致病微生物或明显变异的致病微生物直接传给人类，导致原来对人类没有威胁的微生物也会让人感染致病。抗生素抗性基因对环境生态和人类健康危害被列为21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最重大挑战之一。

　　因此，刘昕建议：

　　一是尽快制定和完善兽药渔药抗生素药物残留限量标准及相关检测方法，促进畜禽和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借鉴工业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在动物饲料中部分禁用或限制使用抗生素。

　　二是对污水处理厂及自来水厂进行技术工艺改造，建立有效去除多种抗生素的污水处理以及自来水水质净化处理工艺技术设施和监测手段，尽快示范推广。

　　三是将抗生素抗性基因污染纳入环境监测目标化合物检测范围，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减轻抗生素抗性基因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本报两会特派记者

　　★场外观察

　　我国养殖用抗生素使用逐步规范

　　据中国兽药协会初步统计，2014年度，全国兽用抗菌药（含抗生素）原料药产量为5.30万吨，其中出口0.99万吨。我国是一个畜牧饲养大国，饲养牛约1.55亿头、羊5.91亿头、猪12.01亿头、家禽173.21亿只和兔7.4亿只。这么大的饲养量，但我国畜禽养殖抗生素的使用量却没有因此而大幅增加。随着养殖业方式转变、绿色养殖的推进，我国养殖用抗生素的使用已呈现逐步规范、趋好的态势。

　　★场外声音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始终是监管重点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在2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现在食品安全最大的风险就是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这叫化学性风险，是食药监管部门监管的重点问题。

　　农兽药是否导致儿童肥胖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有关方面的专家论证。2015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共抽检农兽药残留相关食品4万多批次，在所有食品抽检中占了1/4，发布农兽药残留不合格产品225批次。

　　农兽药残留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农兽药检验也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职业化的队伍和专业的设备。我国食药监管人员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技能培训还有很大差距，一定要建立一支职业化的检查员队伍，不能把食品安全监管简单理解为眼看、手摸、鼻闻，更不能看成是市场巡查。

　　从食药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加强对生产企业、销售企业的日常监督；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市场所售产品的抽样检验，并且要对抽检发现的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超标产品进行追根溯源，要查到生产者。近日，国务院专门发文，要建立产品追溯体系，这是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的。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不仅要在市场上查，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治理。

　　抗生素残留量低于限量标准即为安全产品

　　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研究员徐士新认为，抗生素残留量只有达到一定程度，即超过规定的安全限量，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为此，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及欧美发达国家根据抗生素的种类、使用目的等制定了肉蛋奶等畜禽产品中抗生素残留的安全限量标准，即最高残留限量（MRL）。这个安全限量是假设人一生中每天都摄入这个量也不会引起任何危害。农业部参照国际标准和欧美标准，也制定发布了我国《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残留最高限量》标准。

　　根据MRL标准，允许抗生素在动物产品中微量存在。人们食用含抗生素残留低于MRL标准的动物源性食品是安全的，这是严格按科学程序进行风险评估得出的结论。在实际生产中，只要动物源性食品中抗生素残留量低于规定的安全限量标准，该产品就被视为安全产品，可以放心食用。现在有些人认为只要动物源性食品中检出抗生素残留就不安全，这是一种误解。

　　据了解，目前尚无法建立起食品中抗生素残留与儿童肥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儿童肥胖的产生是因动物产品中抗生素残留所致。仅用尿中抗生素残留检测值就做出与肥胖相关的结论，不科学也不严肃。

　　鼓励兽用抗生素替代品研发

　　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青表示，应鼓励中草药等新型兽用抗生素替代品的研发、生产和应用，尽快建立兽药环境安全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出台关于兽药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关规定和政策，鼓励畜禽养殖业使用中草药替代化学药，并严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数量。

　　在畜禽养殖业尤其是中小养殖户使用抗生素过程中，一是存在非法使用未经批准抗生素、甚至具有严重毒副作用的淘汰类别抗生素现象，二是非法超量添加抗生素现象十分严重。

　　现阶段，我国对于兽药的管理主要集中在监控动物食品中兽药残留的水平和危害等方面。《兽药管理暂行条例》《兽药注册管理办法》等法规的出台，虽然标志着我国兽药管理步入法制化轨道，但目前环保部门并没有出台关于兽药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兽药环境安全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

责任编辑：宋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