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因为“文革”的蹉跎，到1976年才高中毕业。他进入宰猪行业，很快成了好把式，1985年魏志民担任大子文乡食品站站长，1990年，魏志民升任安平县食品公司经理。
1994年，魏志民主持县食品公司前后，赶上一次节前北京市场上猪肉奇缺，北京市食品公司出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责任向周边地区求援。当时安平县生猪存栏数也非常少，魏志民以支持首都为己任，除在安平收购，还派人到晋、陕、浙、赣组织货源，火速运到北京。国庆前夕，北京一共从外地调猪17万头，来自安平的就有9万头。北京食品公司后来得知，安平方面为此赔进70余万元，遂将这笔款汇到，并把一份感动留在心上。
魏志民成为安平宰猪业的承包大户，人脉、商机都打下基础，“一年可以稳赚一两千万”。这时，北京方面找到他，期望联合打造一个大规模养猪基地，加入北京的“菜篮子”工程。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在此之前，魏志民没有半点养猪的经验，而农民谚语中的“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更透出养殖业的风险。但魏志民觉得，北京方面的信任相当难得，而自己凭一把杀猪刀纵使日进斗金，也无法带动更多的农户。思来想去，魏志民决定无论是水里火里，一定要走上这一遭。从出土的陶猪算起，中国农民有据可查的养猪史至少已经有五千年。两千多年前的先秦典籍《周礼》、《礼记》已经有把猪写做彘、豕、豚的记载。但是，几千年来，养猪并未使农民富起来。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反对”，经过这么多年，魏志民提起此事还相当动心：“创业的伙伴，家里的亲人没有赞成的，主要因为当时搞屠宰比较稳当，也很赚钱。最终连我的亲家都退了股，但也没挡住我的一意孤行。我这个人确实也很犟，认准了的事就是小车不倒只管推。”
1994年5月，魏志民与北京市食品公司合作，投资1500万元，建立了占地百亩的规模猪场，年出栏瘦肉型商品猪3万头。猪场取名京安，意在体现北京、安平两地的合作。
拼命苦干，赢得市场信誉
2004年，魏志民创立的河北裕丰实业公司京安分公司出栏商品猪15万头、种猪5万头。种猪产量已连续多年居全国之首。
魏志民说：“1997年猪场发展为衡水京安集团，1999年又加盟河北裕丰实业，随后成为上市公司，十多年里，京安的名称没有变，我把它当做安平及周边地区农民养猪致富龙头的心愿也没有变，京安始终在产前以仔猪、产中以技术、产后以销售和大小养猪农户连接，同舟共济。”
在完全陌生的养殖业里亮出孤独一剑，魏志民只有拼命干，拚命学习。以前贩猪时，他就是满负荷运转，往北京送猪，30多辆的车队，他要跟头一辆车去，跟末一辆车回，从来不住旅店，有时几天都不沾床，车上眯眯就算睡过了。有一次回到安平，他已经两夜没合眼，接着就开摩托车办事。魏志民开着开着就睡着了，摩托车翻进了道沟。兴建京安猪场之初，在资金上找不到知音，仅启动的钱就已经搜肠刮肚。养上了猪，每天光“开饭”就得花15万元：“贩猪没钱，歇两天就歇两天，养猪没钱，可是好几万个莲蓬嘴嗷嗷叫啊。我急火攻心，翻过来掉过去地求人，哎，人活得太难啦，那时是多一分钱是一分钱，连孩子的压岁钱都让我给花了。”
从办猪场始，钱，一直是魏志民心头一块大病。猪的价格与存栏数大体上3年一个周期起伏。猪价一跌，养殖户就要赔血本。1995年，赶上猪价大跌，这样就形成了客户欠京安、京安欠猪贩、猪贩欠农户的债务链，安平县上下期望魏志民帮着把猪卖出去。魏志民回忆说：“当时我并不直接欠农户钱，可老百姓没钱怎么过年呢？办事情要讲点天理人心，并不总是一加一等于二。我拼命联系各个方面，硬到拍桌子，软到叫奶奶，终于在1996年1月，农历新年前夕，把欠账要回来。那是整整2600万元现金，安平县的公、检、法一齐出动，开出一溜儿警车拉回来，养猪农户放了鞭炮！”魏志民由此感悟，生活中尽管有许多的不完美、不和谐，但一个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总是应当让心灵成为净土。
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投资技术创新
魏志民彻底改变了祖祖辈辈的养猪方式。京安分公司的猪场是全封闭的，实行床上产仔、网上育仔、自由采食、自动饮水及分阶段喂养的新工艺，从配种、妊娠、产仔到育成实现了流水线式生产，还引进了比利时自动喂料系统、德国塑料地板网等国际一流设备。“京安”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被评为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园区，被农业部等九部委评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学者在考察了京安猪场后认为：“这是目前中国最好、最先进的养猪场。”
可魏志民说：“从1994年到1999年，猪场规模不断膨胀，设施不断更新，但在科技进步上还不能算有根本性的突破。这表现在企业的科技队伍薄弱，而沿用的猪种又是行业中的老三样：杜、长、白（杜洛克猪、长白猪、英国大白猪）。如果京安不能在行业中独有特色，只是扩大规模，它在市场上就总是脆弱的。如果我们自己尚且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么，带动农民共同致富，就成了廉价的空话。”
原来，万里长征才刚刚起步。
魏志民总在不断研究自己的短长。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他了解农民，情系“三农”，他不怕吃苦，不怕失败，胆大心细，有承担责任的勇气，有化解危机的智慧：“但在养猪业的现代化上，我先天不足，许多农民办的猪场最终销声匿迹，吃亏就在科技没有突破，企业没有绝招。”
魏志民跳出打虎全靠亲兄弟的传统意识，确认养猪得请诸葛亮。
1996年，河北省科委就瘦肉型猪规模化养殖技术的研发招标，魏志民请来河北农业大学吕志强教授作项目主持人，使京安一举中标。此次合作，让魏志民和吕志强都感到如鱼得水，从此便唇齿相依。2005年，吕志强已68岁，仍然担任常年技术顾问,在京安的科研第一线上主持工作。吕教授对记者说：“科技只有转化好了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转化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决策者在关键时敢于拍板，敢于杀出一条血路的胆略。这都是我这个书生不具备，而魏志民恰恰拥有的条件。”
吕志强到了京安之后，将原有的二元杂交猪逐步淘汰，进行良种繁育，改造猪舍的排污通风条件，使每头商品猪的效益增加了100多元。吕志强和魏志民都还不满足，他俩都认为，规模出效益、管理出效益全都是真理，但技术不进步，最终要落在别人后边，管理细会成为无用功，规模大会成为死得快。
走出国门，与国际知名企业论剑
吕志强身在安平，目光却始终盯着世界养猪业的最新动态，协助魏志民寻找突破点。
1996年，在河北省举办的一次招商会上，魏志民头一次听到比利时斯格遗传技术公司的名字，吕志强告诉他：这家公司培育的配套系斯格猪，是国际上最优良品种，它的饲料增重比、瘦肉率都高于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杜、长、白”三元杂交猪。吕志强算了饲料账、增重账，确认一头90公斤商品斯格猪，可以增收150元，对京安公司来说，就是增收1500万元。而一旦拥有斯格种猪，出售种猪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不可估量。因为，从大趋势上看，我国的“杜、长、白”不可避免地要被斯格等一批新品种所取代。
自1996年始，中比双方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比利时人到中国来了7趟，魏志民也到比利时考察了3回，唇枪舌剑，双方都动了真格。
中比双方的第一个分歧是引进的内容。斯格公司在比利时、美国、英国等地有6个核心群种猪场，种猪推广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魏志民向比方提出，要引进配套系核心群种猪。比方则称：目前全球6个核心群种猪场，均为斯格公司全资掌控，比方与中方合资建场，只能是由比方随时提供曾祖代、祖代以下的仔猪或精液，而不能输出配套系核心群。吕志强告诉魏志民，得不到配套系核心群，即使拥有斯格种猪，也不能与时俱进，品种的保持和发展都不免受制于人，若引进了核心群，就有了自主创新的“造血”功能。魏志民因此坚持要么不引，要么就得带核心群。魏志民到斯格公司谈判时，对方被这个中国农民的“无理要求”激得没了绅士风度，发了大火，扬言不再管办理他的离境回国手续。魏志民冷静回应：“这没什么难的，布鲁塞尔有中国大使馆，我还会回不了家吗？我的身后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急速扩张的广阔市场。我们之所以会坐到一起，是因为彼此需要，而不是谁向谁乞讨。”对方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失态，道了歉，使谈判继续进行。
当双方议定可以合资建配套系种猪场时，斯格核心群种猪的价格又成为重大分歧。经过再三讨论，魏志民把每头猪价压到47000元，对方就再也不肯让步了。当时国际市场上一头优秀种猪的人民币价格也就是两万元，比方的价格是国内养猪行家都不肯接受的。魏志民说：“内行们都知道斯格品种好，也都嫌四万七价钱高，我凭实践产生的直觉，坚决要抓住这个机会。吕教授也给我打气，说只要能引进配套系核心群，可以让斯格公司凭种猪占大股。”和1994年投资建猪场时相似，魏志民这次又遭到亲友们的反对，同行里也有人说“太不值”，魏志民再次让一分钱难倒了好多回。1998年中比合资的斯格种猪公司正式挂牌，1999年324头斯格配套系核心群种猪运抵安平，“河北斯格种猪有限公司”成为世界上第七个、亚洲惟一的斯格配套系核心群种猪场。
引入斯格种猪，同时发展其他优秀品种，使魏志民的企业成为全国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瘦肉型种猪繁育中心。自2001年起，京安分公司按照出栏数，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商品猪生产基地和全国最大的种猪生产基地。“犀牛”牌斯格种猪被列入科技部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斯格种猪引进时，商品猪市场的价格就风云不定，再拿出一大笔投资，也就是魏志民有这个胆量。魏志民回忆说：“在发展的转折关头，没有什么决策是百分之百可靠的，该冒的险必须冒，因为坐着不动，小富即安，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当年劝我别太冒险的人，有很多具体意见是正确的。我虽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心里仍是感谢的。对吕志强教授这一班科技人员，我要说,如果京安是一条龙的话，那他们就是龙睛，是千里眼,只有靠他们的探索，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才能带动起千家万户的‘鳞甲’，飞得更高更远。”
引导农民进入现代化养猪业，扩大企业规模
在京安分公司被列入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时，农业部部长杜青林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都在农村，而发展龙头企业有利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这个讲话，特别是部长提出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魏志民至今记忆犹新。
“全世界的农业与涉农产业都是挺苦命的”，魏志民说：“都是生产周期长、利润低、市场风险高。作为养猪业的龙头，我现在就在苦渡价格的低谷，但比起养猪农户来，我们毕竟有实力、有经验，所以，风险我们要抢在前头，利益我们要放在后头。”
安平县为养猪业定下“一龙十强百村万户”的目标，就是要通过魏志民这“一龙”的带动，发展养猪大户和专业村，解决好一家一户养殖与现代化要求的矛盾。斯格种猪引进后，魏志民认定它的扩繁是让众人发财的机会，他这个农民的儿子最懂得农民的心理：“农民对市场充满畏惧，从骨子里怕赔，你第一次上门约他合作，就提风险共担，他承受不了。所以，首轮的风险最好是由企业、政府两家一齐托住。”
2005年，京安分公司和衡水市选择了四个贫困县的重点贫困户，推行扩繁斯格种猪的“1311工程”，即一户养3头猪、建1个沼气池、收入1万元。京安头一批扶植了种猪8000头，实行统一品种、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技术指导和统一销售的上门服务，被扶植的农户没有赔钱的可能，即使把猪养死了，魏志民都答应再给补上。魏志民解释说：“引导农民从传统养殖意识转为工厂化生产时，要扶上马而不能赶下海。万事开头难，带头人得拿出点力量，不能纸上谈兵。”村看村、户看户，“1311工程”让被扶植户尝到甜头，他们的邻居也胆壮了。魏志民规定，对每个扶植户只包第一年，第二年再合作仍可以“五统一”，京安分公司提供的斯格仔种猪价格比正常价格每头再低400元，但就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了。现在的情况是前车走得顺，后辙跟得紧，京安分公司用第一批扶植赚下的钱，扶植第二批贫困农户，而第一批扶植的贫困农户和没被扶植的较宽裕农户，也纷纷自愿加入与魏志民的联合。
在京安分公司的带动下，安平县及其毗邻地区的规模化养猪业得到快速发展。安平县现在已有万头以上养猪场16个，千头以上猪场30多个，京安分公司直接带动的养猪专业村有80个，养猪专业户6000多家。2004年，安平县出栏瘦肉型商品猪70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600多元。
龙头接龙尾，公司加农户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促进共同富裕，这也是魏志民心中挥之不去的理想旗帜。但所有的连接不仅需要有共享共担的和谐，还应当有坚持向农业现代化不断攻坚的科学发展。率先致富者，固然要想到别人；共同富裕了，也不应小富即安，在地球村里，炎黄子孙整体上看尚属贫困的族群，我们的整个身躯，特别是涉农的这一部分，尚未完全迈入现代化的门槛。
“还是拿养猪说吧，”魏志民提起宏观也忘不了本行：“我们现在的商品猪是养160天，达到90公斤就出栏，这是全国都一样的。而许多发达国家却要把猪养到两三百天，让猪长到120公斤、150公斤才出栏。人家为什么那样，因为那样肉才更有味，好吃；我们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样饲料增重比最划算，便宜。我们的消费者抱怨猪肉没有肉味，这里面因素很多，但如果我们多搭饲料，延长出栏时间，肉就会好吃，但价钱也就要上去了。所以，我的企业和农户现在还不需要研究怎样把猪养得更好吃，但随着全面小康的到来，这个课题将会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眼前就应当有思想准备。”
做大规模，创新科技，使魏志民有了进一步带动农户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的实力。
2005年底，距京安分公司不远处，一座现代化的肉联厂已经竣工。这是按照欧盟标准建成的，一年可处理百万头生猪，既生产小包装、细分割的冷却肉，也进行熟肉制品的深加工。到2007年底，魏志民将完成200万头生猪的综合加工项目，日生产熟食22吨，并逐步实现对猪身百样宝的综合利用。魏志民说：“到2010年，我们要争取在安平县及周边辐射带动出500万头商品猪的产量，如果我们能把这么多猪的销售和深加工组织好，把食品安全做到国际水平，那就会直接和间接地破解扩大就业、减少农民的难题。总之，把500万头猪的文章做够做足，我们这一带的‘三农’问题，就会有一个根本的改观。”魏志民现在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电视剧《西游记》有一句歌词叫踏平坎坷成大道。这让我们想到孙悟空，他若只是为了自己去见如来佛，翻个筋斗就到了，可要保着唐僧一班人去，就得跋涉千山万水。有出息的农民企业家也是孙猴子，并不甘心轻轻松松一人得道，而是甘愿鞍前马后报效乡亲，去求共同富裕的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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