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南方养猪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南方养猪业已经从农业经济的附属产业逐步成为农业的支柱产业，不少地方的养猪模式已经从传统的家庭式饲养过渡到专业户饲养或规模化饲养。养猪业的发展，既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和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然而，南方养猪业的可持续发展除了面临资源、环境、三农问题等制约因素外，在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3.1猪肉食品安全问题
农业部自2001年在全国启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加快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验检测和认证体系建设步伐,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我国南方猪肉食品安全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瘦肉精、病死猪肉，无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有关报道，从2000年以来，南方各地年年发生瘦肉精事件。2000年1月，杭州数十人食用添加“瘦肉精”猪肉中毒。2月20日，广东云浮市托洞镇25人严重呕吐腹泻，被送进医院抢救，另有数十名症状轻微者也接受了医院的观察治疗； 8月7日，浙江海宁市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个体养猪户魏益明、农民孙志福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此前，魏在明知食用过量瘦肉精的猪肉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的情况下，与孙志福商议将其7头猪售出，造成40余人中毒； 8月23日，浙江桐庐县又发生瘦肉精中毒事件，涉及5个乡镇180多人。2001年8月，广东信宜“瘦肉精”猪肉毒倒530人；鹤山市杏坛镇麦村“瘦肉精”猪肉致使630多名村民中毒。11月，广东省河源市发生了一起特大 “瘦肉精”中毒案。据事后统计，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河源市共有484人因服食有毒猪肉，住院观察、治疗。2002年3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第二医院等几所医院相继收治瘦肉精中毒患者26人。该市疾控中心从中毒者吃剩的猪肝样品中测得“猪肉精”含量超标5倍以上。2003年上半年，卫生部收到重大食物中毒报告116起，中毒人数3643人，在养殖过程中滥用“瘦肉精”等药物仍是引起中毒的重要原因之一。2004年4月，广州东园新村“瘦肉精”害倒祖孙三人。再如媒体消息，据来自深圳市贸工局的粗略统计，深圳猪肉市场的容量在15 000头左右，每天至少有约100万kg猪肉通过私宰窝点流向深圳市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病死的猪肉。食品安全甚至成为了深圳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惟一的议案。在2005年6月初闭幕的会议上， 116名代表联名提交了大会惟一的议案，议案提出，改变食品监管多头管理，执法力量分散的局面，改革目前的生猪屠宰管理制度。2005年3月中旬，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工商局查获近5 000kg病死猪肉、500kg香肠和部分加工用具。截至被查获时，当事人已销售出5 000多kg产品。2005年12月，福建省闽侯县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分子收购、加工、销售病死猪（肉）的案件。７名不法分子私设屠宰、加工窝点，专门经营病死猪肉以牟取暴利。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们累计向福州市场投放病死猪肉超过２００T。另据国内媒体的调查，猪链球菌疫情爆发地四川资阳、内江一带长期存在的一个非法宰杀病死猪、买卖病死猪的链条，感染猪链球菌的病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买了病死猪肉或者分食了病死猪肉所致。尽管目前不含瘦肉精、不是病死猪肉等成为市场监管与防范的重点，上述问题已得到遏止；但是，在农业部颁布的“无公害猪肉”指标中，除了疫病外，其它农药残留、重金属残留、微生物含量等15项指标，南方猪肉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如猪肉的药物残留问题就比较突出，因为受药物污染的影响，对欧洲、日本、美国等国家出口的猪肉，被拒收、扣留、退货、销毁和中止合同的事件时有发生。
3．2兽医保护薄弱问题
近年来，一方面，南方养猪业随着从国内、外引进种猪的品种数量增多和生猪流通渠道的增多，集约化养猪场的增多和养猪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污染变得更严重，不仅使猪繁殖呼吸综合征(PRRS)、猪增生性肠病(PPE)、猪断奶后多系统衰渴综合征(PMWS)等疾病传入我国，导致新疫病不断增多，非典型症状和多病原（病毒）混合感染明显增多，细菌病、寄生虫病、免疫抑制性疾病危害加重，一些已控制的老疫病重新抬头；另一方面，养猪业财政防疫投入不足。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数据，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动物防疫的财政支持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每年投入近20亿元，主要用于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如建立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动物疫病国家实验室等；二是投入15亿元动物疫病防治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重点疫病的预防与控制。2004年间，这个总数有所增长，两项费用总共约为50亿元。但据测算，2004年仅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防治，总经费就需60亿元以上。如果加上口蹄疫、猪瘟、鸡瘟等疫病，中央财政的防疫投入更显紧缺。南方各地除国家确立的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示范区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外，不少地方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设施缺乏和不足，用于疫苗、病料样和诊断试剂保存的冷冻设施不达标；而乡镇兽医站长期得不到财政支持，大多实行自收自支，造成人员知识老化、青黄不接，设施简陋、技术手段落后，一些地方甚至“线断、网破、人散”，处于防疫针没人打、产地检疫没人搞、猪病没人看的尴尬局面。使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猪链球菌病、仔猪副伤寒、猪弓形虫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蓝耳病等疾病有很高的发病率、淘汰率和死亡率。尽管《动物防疫法》第11条明确规定：“国家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行计划免疫制度，实施强制免疫”，但是，由于强制免疫成本缺乏分担机制，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匮乏，把防疫服务费转嫁给养殖户和农民；而不少养殖户为降低养殖成本，也不愿意自费免疫。导致免疫密度下降，一些已控制的传染病，如水泡性疾病、猪瘟(HC)等又重新抬头，猪的多种疫病呈现扩大趋势。据专家估计，患病猪的死亡率约占饲养总量的8％。兽医保护薄弱不仅给基层生产者带来惨重损失，也使病死猪肉在市场上屡禁不绝，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
3.3猪肉产品加工工业滞后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从国外引进100条生猪屠宰加工成套生产线，700多条高温火腿肠生产线和一批低温制品的关键设备等肉类屠宰加工设备，消化和吸收了一些国际前沿技术和工艺。生猪屠宰加工能力和技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肉制品的花色品种研发能力增强。南方也出现了一批现代化生猪屠宰加工企业。但从整体情况看，南方养猪业产业化程度省际间差异较大，猪肉产品加工工业滞后，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多数肉类加工企业技术装备落后，企业规模小，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不强，市场集中度比较低。如四川生猪定点屠宰厂(场)4 895个，上规模的猪肉加工企业100多家，年屠宰加工能力仅1 693万头，不到生猪出栏总量的1/4。再如湖南肉类加工企业共有611个，它的加工量不到总产量的１０％。即使把分割肉、腊制品、腌制品等囊括进来，其加工量仍不到１７％。大量的热鲜肉仍按传统的方式投放市场，制成冷却肉和各类西式肉制品的数量很少。湖南生猪主要销往广东，以至沿１０７国道往南，从湖南宜章进入广东省境内，沿途便可看到独特一景：公路两旁隔不了多远，便有一个收费加水站，给车加水，给猪冲凉。湖南民间流行一种说法：送出去一车猪，拉回来一车水（饮料、矿泉水）。另据有关资料，全国肉类食品行业工业资产总额中前十位省、市、区依次是鲁、豫、苏、蒙、吉、辽、川、冀、粤、京，南方仅占3名。2002年11月，中国肉类协会在规模企业中评出中国肉类食品行业50强企业，南方只有16家，进入前10的仅江苏雨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5）、上海市食品集团公司（排名第9） 。南方大多数的肉类加工企业的产品是白条肉，产品单一，附加值低，生猪内脏、肥膘、皮、毛、骨、血、腺体等资源，基本没有得到再加工和综合利用。全国火腿肠生产线有500余条，较大的火腿肠生产企业有双汇、金锣、郑荣、雨润等，也是北方多于南方。河南和山东两省生产的火腿肠就占全国总产量的85%左右，其中双汇、金锣、郑荣企业的日生产能力在100T以上。另外，在冷链流通、连锁经营等方面，除上海、广州、南京、武汉、长沙、杭州、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和少数经济发达地方占有一定份额外，90％以上的产品仍然是一劈两半挂在市场露天售卖的。冷却肉和西式肉制品的生产和消费也处于北方大于南方的格局。
4．南方养猪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综上所述，我国南方养猪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第一，节约资源与资源的保护和高效率利用；第二，种养结合，注重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第三，增加农民收入；第四，健康养殖与猪肉食品安全。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下，把养猪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资源的培育与高效利用融为一体，达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统一。
4.1养猪生产方式应因地制宜
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人均耕地仅为世界人均的44.5%、美国人均的15%，而且人口还在以每年净增1200万（自然增长率<10‰）的速度递增，近10年来耕地却在以每年近36万hm2的速度减少；1998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359.8kg，尚未达到国际公认的500kg过关标准，略高于世界人均的345.3kg，仅为美国人均的29.6%。由此可见，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对畜产品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是提供给畜牧生产的饲料粮减少，再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致使精料型的养猪业承受着三重压力。人口众多、劳力过剩、人均耕地资源稀缺、环境压力巨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等特点决定了我国养猪生产不可能完全沿袭发达国家那种完全是大型养殖厂的养猪模式，而不得不大、中、小、散并存。当前把“规模化”等同为“现代化”、“产业化”的思想误区应该纠正。采用劳动集约技术或采用资本集约技术，两种不同的技术体系在生产成本、适宜市场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南方各地应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因地制宜发展不同类型的养猪生产方式。在农民对家庭养猪经济上已基本不依赖的经济发达地方，应以发展工厂化、适度规模化养猪为主，采用先进科技，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发展工厂化、适度规模化养猪，至少应该实现猪场固体粪便和污水的无害化处理，减少环境污染。由于仅仅为防止污染会加大处理投资和能耗，增加成本，有条件的大型养猪场还应该根据资源化利用方向来决定处理工艺和方法，粪便和污水处理后作活性有机肥或做有机无机复合肥及液肥销售。而在山区、丘陵区等农民对家庭养猪经济上仍有较大依赖的地方，应鼓励种养结合的家庭养猪。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子仪认为：“5R”的千家万户养猪模式应被重新审视（Reduce(节耗)、Reuse(再利用)、Recycle(循环利用)、Rescue(抢救物种)、Reconstruct(重建生态)统称为“5R”）。其理由是“可以充分利用构不成商品的“农家饲料”，不需或少用运输能源及国家投入，即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农家饲料资源，使其转化为动物性食品，养猪排污也可就地通过农田自然消化。节约了化肥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又维护了土壤肥力，不形成污染。从战略上分析，这种生产模式是既符合循环经济原则，又是保证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模式”。出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千家万户养猪，对于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意义。千家万户养猪这种形式适应我国实际，在我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政策上要鼓励，不能动摇。
4.2克服规模化程度低的弊端和弱点
目前，南方各地养猪规模经营呈快速上升趋势，但农户家庭养猪仍占南方养猪业80%左右的比重。囿于资源、环境等因素，用工厂化养猪替代千家万户养猪并不现实。对于千家万户养猪模式呈现的养猪环境差、规模小、水平低、竞争力不强等弱点，应通过以下途径解决：其一，发展沼气，改善养猪环境，提高猪的健康水平，保障产品品质；其二，普及科学养猪知识，推广品种改良技术与人工授精技术、早期断奶技术、营养技术、疾病防治技术等，提高生产水平；其三，发展农村经合组织，实行“公司+协会（基地）+农户”模式，实现千家万户养猪的“铺天盖地”与龙头企业的“顶天立地”相结合。实践已证明，通过这些途径，在充分释放农户家庭养猪的种养结合的生态合理性、节约资源与生产成本低的经济性的同时，能较好地克服其生产效率低、生产与销售环节的卫生程度低、小生产对大市场的适应性低等弊端。如去年四川资阳市、内江市发生猪链球菌病疫情，媒体报道和官方总结都称疫区的养猪小区和规模化养猪没有发生一例猪链球菌病，认为改变养猪方式是减少疫情危害的关键。但是这种说法不能解释同时存在的一个事实：处在资阳市范围内被疫区包围，且以农户散养为主的养猪大县安岳，没有发生一例病情。之所以在疫情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泰山不动，一是动物防疫工作扎实，二是从2002年起连续实施了农村沼气国债项目、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农村沼气项目，在建设沼气池的同时，进行改圈、改厕、改厨，，使得“猪进圈、粪便进池、沼渣沼液进果园”，改善了养猪环境，提高了猪的健康水平，突破了动物疫病瓶颈。充分说明改善养殖环境同样能避免疫情危害。而且由于实行种养结合，粪污实现了资源化多级利用和转化，农民种植桑菜果、养鱼等，畜牧业养殖和种植业、渔业、林业的协调发展，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展现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勃勃生机。据农业部透露，2003年以来，中央每年投入10亿元国债资金，建设100多万个农村沼气户。目前，全国沼气建设呈加速发展态势，年新建户用沼气超过150万户，目前，全国共有1540多万农户用上了沼气。沼气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农村实行种养结合的节点，为农民增收节支带来的直接效益达75亿元。再如，传统分散饲养和大市场的脱节，使很多养殖场户难以避免盲目生产和市场风险，甚至有不少中小养殖场户因为市场风险而关停并转。为有效解决这个矛盾，浙江省突出机制创新，积极培育新型市场主体。一是培育生产型、经营型、加工型畜牧业龙头企业，上联市场，下接基地和农户，以市场化经营形式和规模化生产方式实现小生产和大市场的有效衔接。目前全省已经建立各级龙头企业500多家，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31家。二是着力组建专业合作社。至2004年底,全省已建成县乡级以上畜牧产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269个，带动13万户农户和3.05万个规模养殖基地，饲养畜禽7983万头（只）。各类畜牧专业合作社在市场与企业、甚至其他农户间起到了有效连接和黏合作用，极大地避免生产的盲目性、波动性和趋同性，提升了产业的集聚度，提高了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三是着力推进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初步形成了以大型批发市场为龙头、专业市场为骨干、集贸市场为基础的畜产品市场营销网络。通过三类主体的培育，在转变生产方式的同时实现了生产与市场的对口衔接。目前，全省已经拥有2 000多个畜产品品牌，约7％的畜产品直接进入城市超市、连锁店等现代商业渠道，45%左右的畜产品实现了订单化生产。
4．3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根据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耕地不断减少，以及粮食增长有限、环境压力大的国情，南方养猪业走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路子是绝对行不通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内涵是：第一，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水平，增加出栏率和出栏胴体重。2003年我国生猪存栏4.7亿头，出栏商品猪5.865亿头，猪肉产量4519万吨，出栏率为125%，出栏体重77千克，人均猪肉占有量34.7千克。以此推算：到2010年，我国的人口达14亿时，假设人均猪肉占有量仍保持34.7千克，猪肉产量应该为4860万吨。如果出栏率与出栏体重不变，则需出栏商品猪6.312亿头，存栏量将达5.1亿头。如果通过提高繁育技术，推广人工授精技术、仔猪早期断奶技术等减少种猪存栏量，通过加强兽医保护减少疫病死亡，即使千家万户养猪为主体的生产格局没有多大变化，出栏率达到135%是可能的，那么存栏量可维持在4.7亿头。如果出栏率仍维持在125%的水平，但头均胴体重达到90千克，则仅需出栏商品猪5.4亿头，存栏量甚至略低于2003年的4.7亿头。南方养猪以本地猪为母本的二、三元杂交猪为主，有研究表明：出栏体重90┧～100┧，在饲料报酬、屠宰率和胴体瘦肉率等都是较适宜的。第二，加强兽医保护，减少疾病造成的死亡和病死猪对消费者健康的危害。我国患病猪的死亡率约占饲养总量的8％，如以南方生猪主产省在全国所占比重推算，2004年我国生猪存栏48,189.1万头，出栏61,800.7万头，饲养总量109989.8万头，南方主产省病死的猪高达5180万头！兽医保护薄弱不仅给基层生产者带来惨重损失，也使病死猪肉在市场上屡禁不绝，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应在农村大力宣传科学养殖技术与牲畜防疫知识，帮助农民改善圈舍的卫生环境，牢固树立防疫防病的意识。只有农户自觉主动的配合畜禽防疫免疫工作，才能保证防疫密度，避免畜禽疫病的大范围发生；发生了畜禽疫病，也能即时上报和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才能防止疫情的蔓延，减小对社会的危害；另一方面应加大对农村基层动物防疫体系的资金投入，改变一些地方存在的乡镇畜牧兽医站经费匮乏、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人员素质低的状况，进一步建立健全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完善基层兽医工作机构，加强基层防疫队伍建设。第三，发展冷链流通，连锁经营，突破猪肉安全瓶颈，并增强肉制品的花色品种研发能力，延长猪肉产品“效益链”。首先，要鼓励肉类屠宰加工企业和基地养猪户之间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联系，从生产源头开始一直到销售终端均实行严格的安全保障，实行统一配送、连锁专卖，从而保障猪肉安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目前南方各地已有一些龙头企业推出了猪肉产销一条龙的“品牌专卖”机制。如去年4月在厦门开始猪肉品牌经营的 “银祥放心肉”，由银祥公司和一些有资质的养猪场签定“定点联盟”合同，猪场按照公司制定的标准、并在公司的监督下进行生产，公司保证猪场的生猪收购价格；同时在运输、零售等各个环节对猪肉质量全程监控，每个月定期将样品送到省中心检验所进行无公害猪肉各项指标的检测，不达标者决不允许销售。对传统的批发和零售模式形成了不小冲击。其次，要改变南方的肉类屠宰加工的产品单一，附加值低的状况。应该通过消化和吸收一些国际前沿技术和工艺，提高生猪屠宰加工能力和技术水平，增强肉制品的花色品种研发能力。如河南双汇，一头猪能分出２００多个产品,骨有颈骨、胸骨、脊骨，排有大排、带脂大排、前排、精小排、加厚排，还有专供炼油的精膘、板油，有出口欧美的、有专供俄罗斯的……从冷鲜肉到火腿肠，到低温肉制品，到腌腊制品、调味料制品、速冻制品、方便汤料，由生到熟、由粗到细，看似小小的一块猪肉，就是在这不断的变化中增值。第四，大力保护和利用地方猪种质资源。近年来，我国养猪业单纯追求生产水平的提高，盲目引种无计划的杂交，我国猪种资源遭到破坏，使养猪生产系统的复杂多元结构与品种单一化结构的矛盾日益突出，产品单一化趋势与产品市场的多极性也越来越不相适应。目前正在各地推广"杜洛克×长白×大约克"三元杂种商品猪(简称洋三元)生产，其具有较快的生长速度(90kg体重日龄为140～160d)、较低的料肉比(2.6～3.0)和较高的胴体瘦肉率(61%～65%)。但是，这些猪也有明显的缺点，如产仔数较少(每窝8～10头)、繁殖障碍多、母猪情期受胎率低(70%～80%)、饲养条件要求较高、出现PSE(Pale soft excudative)肉的比例较高。而我国尤其是南方地方猪种具有繁殖率高、肉质好等优点。保护好地方猪种资源，保持地方猪种优良的经济性状，并利用其优良的特性培育生产优质猪，对我国养猪业的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完）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