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在发达国家，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高达５０％以上，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柱。现代畜牧业前连种植业、中连加工业、后连流通与服务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角色，也是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需要重点发展。在市场化与国际化的环境下，现代畜牧业是社会化和体系化的大生产。畜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是单一要素环节的竞争力，而是产业体系的竞争力，产业体系强则产业强，产业体系弱则产业弱
。发展现代畜牧业，需要站在产业体系的高度上，对整体系统进行自主创新，构建现代畜牧产业体系。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在世界上居主导地位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模式，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畜牧业强国的“生产规模化，经营企业化”模式。这样的产业体系与发展模式，适合人家，却不一定适合我们。在这样的产业体系与发展模式下，游戏规则是由人家制定，所以对人家有利，对我们不利。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由于自然禀赋和国情特点的不同，简单化地采取跟随模仿方式，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来建设我国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是难以走通的狭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产业体系雷同，容易被整合纳入到对手的全球产业体系之中，我们就会处于“小伙计”和“随从”的地位，被人家主导并控制（如大豆产业目前的处境）。同时，规模化、企业化都是传统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都是“老黄历”，即使照搬到中国来，也解决不了我国畜牧业当今市场化、国际化的新问题。
发展现代畜牧产业体系，要能够破解我国畜牧业发展当前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双重制约，也要能够适应国际化、市场化的双重挑战。解决双重制约问题，需要遵循自然规律，沿着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解决双重挑战问题，需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建设适应市场化环境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
第一，中国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要具备“能守能攻”的功能。在全球经济市场化的今天，市场资源是最重要、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中国特色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要具备能守国门的特异功能，有本事守住国内１３亿人口的大市场（这是一个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市场，是消费能力越来越强的大市场，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垂涎三尺又望眼欲穿的大市场）。中国特色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也要能够破解“疫病药残动物福利”等三大畜产品国际贸易壁垒，树雄心立壮志，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使之有朝一日大举进攻国际市场。
第二，建设现代畜牧产业体系，要实行“扬长避短”的策略。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家是地多人少，它们是土地密集型主导的现代畜牧业，是用机械化、高科技等手段替代短缺劳动力的大型规模化畜牧业。我们的国情正好相反，是人多地少。而同样是人多地少的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人口虽多，但是农民的数量少，地虽少，但资本雄厚，不缺少金钱。他们选择的是资本密集型主导的现代畜牧业。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农民还极缺乏金钱资本。这样的资源禀赋与国情特点，既不能选择土地密集型主导的规模化畜牧业，也无法搞资本密集型主导的规模化畜牧业，只能搞劳动密集型主导的小型规模化的有机绿色畜牧业，扬长避短地把人多由包袱变成财富。以有机绿色畜产品为目标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还扬长避短地发挥了我国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优势，也扬长避短地发挥了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优势。
第三，建设现代畜牧产业体系，需要坚持“继往开来”的原则。既要顾眼前，更要着眼未来看长远；既要创新开拓，又不能全盘否定过去，激进地试图推倒重来。“继往”的内容包括：无法改变的人多地少的国情；不能轻易改变的土地承包到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现状；数量众多的缺乏现代知识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初步推广普及的现代畜牧优良品种与先进技术；历史悠久的精耕细作、种养结合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的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中华民族饮食文化。
“开来”的内容包括：消费者在新世纪里，更加关注畜产品的健康安全，关注产区的生态环境，关注饲养生产方式，关注动物福利状况。所以，要采取生态化健康型的饲养方式，采取质量型增长方式，生产有机绿色畜产品，以抓住和占领未来的市场；未来是竞争更为激烈的国际化环境，是波动变化更频繁的市场化环境，现代畜牧产业体系，要将农户培育成有实力、有活力、有很强应变能力的微观主体；利用已经立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平台，动员全社会向三农注入智力资源和物质要素，建设全社会参与的现代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组织结构，形成有分有合、有实有虚的现代畜牧业规模化大生产。
现代畜牧产业体系的发展路线是生态化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需要改变工业文明的局限，向生态现代化转型，走绿色发展之路。生态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路线问题，也是现代畜牧产业体系建设的方向路线问题。在举国上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今天；在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已成为全党全民一致行动的今天。工业化畜牧业，作为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作为对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破坏严重的行业，作为疫病药残等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领域，向生态化转型已势在必行。
在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６年，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发生。对人类威胁越来越大的畜禽疫病问题，来源于工业化的饲养方式。工厂化采取的是舍饲笼养方式，鸡有鸡笼，猪有猪床，牛有牛栏。畜禽被封闭在笼子里或畜栏内，脚下是粪便污物，并被污浊的空气包围着。它们是产肉的机器，产蛋的机器，产奶的机器，只能按照人类的经济目的，被动地快速长肉，大量产蛋产奶。但是畜禽是有生命的动物，它不同于工业品。像生产工业产品那样采取机械的工厂化方式，违背了动物的自然天性，他们得不到运动的机会，没有运动的空间，也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由于剥夺了动物的福利，也危害了动物的健康，他们在应激状态下生存，他们营养失衡，致使免疫器官发育不良，抗病力下降易感病，整个群体都成了不健康的、易感病的“弱势群体”，成了疫病流行的“易燃物品”。而大型规模化又把这些“弱势群体”、“易燃物品”安排在“集中营”里面，为疫病“火烧联营”创造了条件。
无名高热病发生在养猪业，并不是偶然的，养鸡业发生了禽流感，也不是偶然的。在我国养猪养鸡业中，工厂化、规模化程度最高，所以，养猪养鸡业也是疫病的重灾区。而羊、马、骆驼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严重疫情，因为它们没有采取工厂化、规模化的饲养方式，所以它们能够幸免于难。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重要内容。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我们尊重自然规律，努力维护生态平衡。给予饲养动物以关爱，保障它们的动物福利，使它们健康生长不发病，以保障人类的健康。疫病是“消灭”不了的，无论多么先进的药品疫苗，也不能完全彻底地消灭病原微生物。生态化饲养方式，并不是狂妄地企图将病原微生物消灭得一干二净，而是控制它不泛滥成灾，不“火烧连营”。生态化畜牧业不搞大规模的养殖场，不搞集中化的养殖小区，不实行工厂化高密度饲养。农户化整为零各自为战，把养殖业疏散在远离村庄的林地里、草地中、田间地头上。畜禽粪便既不污染庭院村庄，也不会集中排放污染土壤水源大气等环境。养殖户在地域上互相拉开距离分散饲养，以林地草地农作物等作天然隔离带，这种生态化防疫措施，能防止畜禽疫病大规模集中爆发，并可以大大降低防疫成本，提高防疫效果，保证畜产品的健康安全。
现代畜牧产业体系的产品目标是有机绿色畜产品
世界各国都从各自的自然禀赋与国情特点出发，走自主创新的路子，扬长避短地建设自己独具特色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美国抓住未来全球能源短缺的市场机遇，发展乙醇生物能源，给我们启发，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的玉米、大豆产量居全球第一，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在原料上能控制垄断；凭借芝加哥期货市场，还能掌控定价权；美国在高科技的生物转基因技术上
全球领先，使玉米、大豆等乙醇原料作物的产量大幅度提高；美国土地资源丰富，玉米大豆的种植面积大，再加上产量高，美国的燃料乙醇产业在产量和成本上的优势，在当今世界无人能够望其项背。美国还是世界头号石油消费国（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２４．６％，即四分之一），自然也将是燃料乙醇的最大消费市场。现在，美国正联手巴西筹建国际乙醇产业联盟。届时，美国巴西的乙醇生产量将占全球的７２％，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将南美的巴西纳入燃料乙醇产业体系中，就形成了技术、产量、成本、价格、市场等优势，把这些优势资源组合链接起来，构筑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物能源产业体系。
发展现代农业，我们不必挤乙醇生物能源这个独木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世纪，也给中国农业带来机遇，这就是有机绿色农畜产品巨大的市场需求。在新世纪里，人们更加关心自身健康，更加关注畜产品的安全问题，同时也关注产区的生态环境、畜禽饲养方式及动物福利状况等。这是全球化的大趋势，代表着人类食品消费的未来。我国抓住全球有机绿色食品市场需求这一战略机遇，同美国抓住全球石油短缺的市场机遇发展乙醇生物能源产业的战略意义是相同的。以有机绿色畜产品为目标，建设现代畜牧产业体系，我们拥有技术、产量、成本、价格、市场等优势，把这些优势资源组合链接起来，构筑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有机绿色畜牧产业体系。
世界各国从事有机农产品生产的，都是小型化和低投入的农户，不是企业化、规模化的大农牧场。德国、加拿大的有机农业，是以小规模的家庭式农户为生产单位，以大型规模化著称的美国，从事有机农产品生产的农场也是小规模。我国人多地少，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是小规模的农牧业生产，非常适合发展有机绿色农牧业。有机绿色农牧业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比较多，能够让农民大量就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有机绿色农牧业，适合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多的国情。
有机农畜产品是健康安全放心的农畜产品，因而售价较高，大约比普通农产品高５０％左右，通过增质增值方式，可以让农民增收。由于畜产品需求弹性低，在目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增加畜产品数量，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会出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导致肉贱伤农，蛋贱伤农，奶贱伤农。由于增量增收的路子已走不通，从事有机绿色畜产品生产，可以通过提质提效让农民增收。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是有机农业的基础，全球的有机农业，就是受中国传统农业启发而提出来的，这是我国农民的长项，是看家本领。这是我国从事有机绿色农牧业的传统技艺，也有深厚的文化资源。我国拥有１３亿人口，已进入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来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机绿色农畜产品消费市场。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市场，能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来支撑发展燃料乙醇产业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菜在世界饮食文化中首屈一指，占绝对的领导地位，以有机绿色农畜产品为原料，通过工业化手段，生产方便化的美味食品。提升了农畜产品的附加价值，消除了国际贸易绿色壁垒，提高了中国农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现代畜牧产业体系的增长方式是质量型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采用了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中国的现代畜牧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数量上，已经满足了人民群众对肉蛋奶等畜产品的需求。目前，产能已经过剩。由于畜产品需求弹性低，在市场行情好、价格高时，在利益杠杆的作用下，养殖户就一拥而上。当出现产品过剩价跌亏损时，又一哄而下。
在任由市场自由调节的情况下，畜产品就会周而复始地经历由过剩到缺乏，再由缺乏到过剩的周期性波动，不断让农民遭受痛苦的折磨。如果仍路径依赖地使用短缺经济时代的数量型增长方式，不断加大技术、资金等资源投入，让更多的畜产品投放到市场，就会出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导致蛋贱伤农、肉贱伤农、奶贱伤农。技术进步与规模扩大，虽然创造了高产量，但事与愿违，农民的收入却不会相应提高，由于卖难农民收入反而会下降。
现在，市场制约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市场风险也是从事畜牧业的农牧民最大的风险。在信息化、国际化的今天，畜牧业市场风险的突发性、不确定性更强，导致风险的因素更多。
第一是由疫病风险引发的市场风险。畜禽有禽流感、口蹄疫、疯牛病等人畜共患疾病。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某地哪怕只有一只鸡发生了禽流感，或者一头牛得了疯牛病，短短的刹那间，全国人民就都知道了，并迅速传遍全球。因为人畜共患的疫病，能够传染给人类，会危害人类的健康，极易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甚至心理恐慌，导致消费迅速萎缩，给这个产业带来灭顶之灾。在信息社会里，现代媒体的放大作用，易产生“蝴蝶效应”，能造成巨大的市场风险，这是畜牧产业独有的特殊风险。
第二，畜牧产业链上种、养、加、销任一环节的市场风险，都能引发连锁性的系统风险。畜牧业的上游是饲料业，饲料主原料是玉米和大豆粕，大概占猪鸡全价配合饲料８０％左右的比例。现在玉米、大豆不仅是人类的食物，是畜禽的饲料，还是乙醇等工业品的原料，用来替代石油供汽车消费。这样，玉米、大豆就有了能源工业品的属性，作为大宗农产品，在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具有了金融产品的属性。作为金融期货产品，市场波动更是频繁剧烈。玉米、大豆、生猪等期货产品，掌握话语权的是美国农业部，掌控定价权的是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ＣＢＯＴ）。我国的期货市场同国际市场是紧密相连的，受国际基金炒作所左右，极易造成反复无常的非理性波动，市场的不确定性更大。
畜产品市场过山车般的频繁剧烈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巨大的，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是惊人的。畜产品市场大起大落的波动，其根源是产能过剩和增长方式的误区。最有力的措施，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将饲养方式由工业化转型为生态化；将普通畜产品升级换代为有机绿色食品；将增长方式由数量型转变到质量型上来。这样的调整和转型，能满足消费者新的更高需求，能提升畜产品价值，能守住国门，也能破解畜产品国际贸易绿色壁垒，使之走出国门，扩大市场空间。
在现代畜牧产业体系中，农户是微观主体，是“鱼”；政府主导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重要支撑，是“水”。有水鱼才能活，才能“海阔凭鱼跃”。现在，政府主导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配套?没到位，国家也没有出手对畜产品进行宏观调控，致使畜牧业处于困境之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小煤矿遍地开花，以小挤大，国有大煤矿出现生存危机。近几年，国家对煤炭行业实施宏观调控，大力度地关闭小煤矿，才使国有大煤矿免除了灭顶之灾，煤炭行业才得以振兴。在现代畜牧产业体系中，政府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国家宏观调控也是不可缺少的手段。通过宏观调控，才能使畜产品走出产能过剩的困境，让城市人吃上健康、安全、放心的畜产品，并为高价值有机绿色畜产品买单，使农民通过畜产品提质提价增收。
现代畜牧产业体系的微观主体是种养结合的小型规模化农户
饲草饲料种植业和畜禽养殖业，是现代畜牧业的基础，从事种养业的农户，是现代畜牧产业体系的微观主体。由于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无法与大市场对接，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要通过构建现代畜牧产业体系来实现。在现代畜牧产业体系中，农户是微观主体；由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户结合组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中观主体；由若干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的产业联盟或行业协会，是宏观主体。这是有分有合的组织化，是有实有虚的组织化，是适应现代信息化、市场化环境的组织化。
现代畜牧产业体系的微观主体，是小型规模化的农户，而不是大型规模化的企业。中国人多地少，耕地、草地、集体林地等已承包到户经营。这是农村的基本政策，已制度化、法制化，土地不可能大规模流转集中；农民自身资金短缺，从外部大量融资困难；畜牧业利润薄、风险大，对外部资本没有吸引力；由于土地与资本等资源制约，也由于国情与政策制度的限制，在我国无法推行大型规模化的种养业。
对从事种养业的农民来说，市场风险是当前最大的风险。对畜牧产业来说，市场制约是最大的制约。解决市场制约，化解市场风险，在规模化上是找不到出路的。生产的规模化，解决不了市场制约的卖难问题，也解决不了市场波动的风险问题。在市场持续低迷时，那些臃肿、僵化、呆板、迟钝的大企业，那些只知前进，不会后退，那些只有油门，没有刹车，只有“炮楼”，没有“防空洞”的庞然大物，适应市场波动变化的能力更差，更容易夭折。
由于市场大起大落的波动变化无法控制，化解市场风险的办法，只能是提高微观主体的应变能力。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农户，在现代畜牧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下，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产业联盟的组织指导帮助下，凭自身灵敏的反应速度和行动能力，能有效化解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它是小型规模化的，因而船小好调头，规模能大能小，产量能升能降。它是种养结合的，可以脚踏种养两只船，左右逢源，在产业选择上能进能出。既能抓市场高峰期的商业机遇，又能及时规避市场低谷时的风险。
建设现代畜牧产业体系，要将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农户，扶植培育成有房有地的“富农”。培育成拥有耕地、林地、草地、荒地、水面等生产资料的“富农”；培育成拥有棚圈、厂房、库房等房产的“富农”；培育成拥有基础母羊母牛母猪等生产资料的“富农”。“富农”可以利用手中拥有的实物资源，对短缺的货币进行替代。饲草饲料在自家地里种植生产，基本上不用花钱到市场上购买。规模小、用工少，劳动力主要源于自家，基本不用花钱雇工。养牛养羊户采取自繁自养的方式，羔羊犊牛都是自家母畜生产，减少了对资金的需求，减轻了对贷款的依赖，降低了发展畜牧业的交易成本。
在现代畜牧服务体系的支撑下，经过扶植培育，农户可以不断地积累经验，持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农户可以不停地积蓄资源，以滚雪球的方式逐步发展壮大，由“贫农”成长为“富农”。成为有实力、有活力的现代畜牧微观主体，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骨干与中坚。
将农户作为现代畜牧产业体系的微观主体，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最适宜的组织形式，但并不是用合作社来取代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互助性的，是服务性的，是联合形式的，是为解决共性困难和为维护共同利益而成立的。不是“归大堆”，不是“大一统”，不破坏农户的家庭财产权，仍以农户作为微观主体。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是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农户是树木，合作社是森林，茂盛的森林由一株株高大的树木组成。
现代畜牧产业体系的组织形式是“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中国特色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是有分有合，有实有虚的组织结构：微观主体是农户，中观主体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宏观主体是全国性或大型区域化的产业联盟或行业协会。农户是独立的基本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是从事同一产业农户之间的联合。合作社之间的进一步联合，就形成产业联盟，或者行业协会。这是跨区域的甚至全国性的产业组织，也是有分有合、有实有虚的产业体系，是能适应市场化、信息化环境的产业体系。
现代畜牧业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仅有农户之间的联合是不够的，把龙头企业也纳入到产业体系中来，仍然角色不全。现代畜牧产业体系，需要社会成员以服务体系的角色介入其中，来提供专业支撑。金融、保险、税收、农技、信息、商业流通、质管、环保、工商、咨询、培训等专业资源，都是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些资源农户手中没有，龙头企业也不能全部掌控，都掌握在社会成员手中，所以仅靠农民的联合，仅有农民与龙头企业的结合，还不能形成强大的产业体系。只有社会化的专业服务组织介入三农，与农民融合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否则现代畜牧产业链就缺环节、少角色。
由于农村组织资源的缺乏，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匮乏，发展现代农业，构建现代畜牧产业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仅靠农民无法实现，仅由乡镇村来组织落实也不成。需要采取开放的方式，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参与介入。现在，村级组织力量薄弱，乡镇级组织在撤并后，力量也非常有限。急需外部社会的人、财、物、知识、信息等资源的输入，才能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历史重任。
全社会参与介入三农的平台，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允许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参与其中。全社会的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科研单位，都要在党和政府的号召组织下，上山下乡领办、协办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社会成员，手中都拥有各具优势的有形或无形的专业资源，它们就是社会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的成员。这些资源是现成的，只要同农户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新的生产力，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力量。
现在，社会上有数量众多的大学生，在城市里等工作待业闲置；有数量众多退居二线尚能发挥余热的干部；因流动性过剩，社会上也有大量的资金。只要有新政策、大政策，鼓励扶植它们围绕“三农”开展商业性或公益性的创业活动。通过动员，让整个社会行动起来，利用已经立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平台，把资源要素注入到如饥似渴的“三农”领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会出现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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