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养猪业得到迅猛发展。截至2005年全国生猪存栏达5亿头，出栏6.1亿头，占世界生猪产量几乎半壁江山，可谓名副其实的养猪大国。养猪业的大发展，使不少人士对猪这一可再生资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它的发展寄予巨大希望，不少农民朋友也对养猪业寄予厚望，希望它成为自己致富的金桥；一些在其他领域淘到金的人士也纷纷瞄准养猪业。就在人们热切的希望之中，养猪业似乎并不领情，不仅近十多年来呈波浪式发展，而且代价巨大，“养猪难”、“猪难养”的呐喊声在业内彼彼皆闻。人们是否意识到现在已到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时刻呢？
养猪业大发展带来的问题与困惑
猪多病多死亡多
解放初期，我国生猪存栏8000万头，当时流行的疫病主要是猪瘟、猪丹毒、猪肺疫，号称三大传染病。猪瘟疫苗的问世，使养猪业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随着生猪存栏的增长，出现了支原体肺炎、血痢、萎鼻等疫病。上世纪九十年代，伪狂犬病的流行让人记忆犹新，许多规模化猪场曾深受其害，有的猪场死胎和仔猪死亡高达90％以上。紧接着蓝耳病席卷而来，血清学调查表明：90％以上的规模化猪场受到侵袭。跨入二十一世纪，圆环病毒入伍，条件性病原性疾病剧增。病原的多样化，致病机理的复杂化（如免疫抑制、中毒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复合性酸碱中毒、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致使疫情日趋严重，诊断准确性下降，治疗率低下，养猪人不得不以年死亡1亿多头猪的代价来换取6亿头的出栏。一些先进的养猪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猪多病多死亡多的局面。
在猪业大发展、生猪存栏大增的形势下，许多工作未能同步完善，使得猪多病多这一现象有了更充分的表现。
同任何生物一样，猪不能脱离自己生活的环境，自然包括微生物环境在内。这是生物进化论中物种进化相依赖法则所决定的。多一头猪就增多了依附于猪的微生物，能使猪致病的微生物也会增加。与猪相伴的微生物从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加大了生猪的交往流通，使得有地域特点的微生物得以泛区域化，成为新的疫病的重要来源。猪是多胎动物，繁殖周期短，新生的易感猪多，集约化生产中未能有效预防易感个体的产生，为许多病原微生物得以连续继代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造就了变异菌株与毒株的更高频率的出现；长期低剂量的抗菌药物保健非但没有起到保健的作用，反倒造就了大量的抗菌菌株，许多猪场已面临无药可用的局面；带毒母猪大量进入循环生产线，直接威胁商品猪的安全，是商品猪高发病率与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高强度的单向选育，使得现代基因型种猪采食量减少，体质下降；缺乏运动与阳光的饲养模式，高密度的恶劣环境等不良因素促使生猪健康水平下降。凡此种种，均为猪多病多提供了人为契机。
威胁人类自身安全
目前，人、猪共患病多达40余种，共患关系密切的达25种。2005年发生的猪链球菌感染人的事件，也凸显出猪病威胁人类安全的问题；至于SIV（猪流感病毒）的公共卫生意义，在B.E.斯特劳等主编的第八版“猪病学”中早已明示：“SIV能使与猪接触的人员产生急性、致病性呼吸道病。这些资料证明，SIV传播的病例显然预示着感染猪的流行病毒具有感染人的潜力，以及猪在新的大流行毒株传给人的过程中的潜在作用。由于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职业性或偶然的人、猪相互感染，所以，必须认识和重视SIV感染人的潜力。”近十多年，猪病猖獗，导致抗生素的治疗用药与“保健”预防加药极为频繁，许多猪场已出现多种抗生素均为细菌耐药的情况，而人、猪抗生素的通用，交叉耐药性的存在，无疑对人类健康保障构成新的威胁。
环境污染威胁整个生态系统
猪多，排泄物就多。我国仅年出栏50头以上的猪场年排泄量就高达3.24亿吨（据统计资料，年出栏50头以上猪场的出栏量占总出栏的约40％，这意味着有2.44亿头生猪出栏和1525万头母猪存栏，一头出栏猪一生排泄量约为1.1吨，一头母猪一年排泄量约为4吨），这还不包括因冲洗猪舍而导致的可能超过10亿吨的污水污染，以及另外3.6亿多头散养猪的排泄物与污水污染。在人类饲养下，明显增多了许多原生态环境下野生猪的排泄物所不可能有的高浓度物质，如高铜、高砷、高氮、高磷、高抗生素等。尽管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污染源，但是在商业利润的诱惑下，我国养猪业成了这些污染源的生物孵化器，随着猪业的发展，污染的土壤和水域也在扩大加剧。特别是那些中小型猪场和散养户，环境的监控几乎为空白，而他们至今仍是中国猪业的主体。因此，不难想像几亿头猪的排泄物在失控情况下造成的环境污染，继而威胁整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自身。
与猪相伴的病原微生物对环境的污染因其肉眼的不可视性而常被忽视。随着养猪业的大发展，这种污染在加剧。猪粪直接排泄到河流、水库、水塘的情况极为普遍，污水又通过环境链可以成为人类沙门氏菌病、伤寒的污染源。据化验分析，猪场未加处理排放的污水中每毫升平均含33万个大肠杆菌和66万个肠球菌。美国的调查表明，因养猪所致的沙门氏菌的排菌平均为25％，而EPEC（肠道致病性埃希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对环境的污染更为广泛。在养猪地区，猪是日本乙型脑炎病毒的最重要的扩散宿主；HEV（戊型肝炎病毒）是人类戊型肝炎的病原，而它却广泛存在于猪群中，从粪便排出。近十多年，人类戊型肝炎的增多与此关系密切。
社会资源无谓的浪费
在我国养猪业快速发展中，盲目从事该行业占有很大的比例，少则几十头母猪，多则上千头母猪。由于盲目行动，无规划、缺技术、乏管理现象比比皆是，尽管有良种、良料、“良药”，但终未能逃脱2006年疫病的肆虐与市场风险的厄运，以大批猪场倒闭告终。
仅以正常年景死亡1亿头计，每头猪夭折成本150元，全国就损失150亿元，加上低水平猪舍的重复建设，倒闭猪场土地资源的荒芜，养猪业大发展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无谓浪费是十分惊人的。
养猪业的快速发展，造成产品过剩，总体效益下降
2005年，我国生猪出栏占世界生猪产量近50％，而出口生猪产品只有20余万吨（90％港澳同胞消费），仅占世界生猪产品贸易量的1％左右；全国出栏6.1亿头，人均占有猪肉近36kg，可见我国生猪产品的消费市场基本是国内。有关分析表明，目前我国人均消费猪肉的能力约为32kg，养猪业大发展带来的初级产品过剩似乎已成定论。
养猪业大发展在形成产品过剩之时，“猪链球菌感染人事件”作为导火索引发了生猪价格的全线暴跌。2005年下半年至2006年大多数规模化猪场（含种猪场）因猪价下跌出现严重亏损，我国养猪业的整体效益大幅下降，养猪业不和谐的发展现状引人深思。
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是问题与困惑的根源
近一百余年，是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的年代，世界人口由23亿增长到61亿。1949年我国人口不足5亿，今天已有13亿之多。人口的剧增，加快了许多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消耗。煤炭、石油只够现有人口利用不足百年，水资源日益匮乏，可开垦土地日趋减少。在现实面前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学会珍惜大自然留给人类的不可再生资源。与此同时，人类也清醒认识到，人类自身无节制的繁衍将会毁灭整个世界，包括人类自己。这是人类自我认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遗憾的是，人类在学会珍惜不可再生资源与节制人类自身繁衍的同时，并没有学会珍惜地球上其他的可再生资源。过度的捕猎、砍伐、环境的污染使得地球上每年都有十多种物种与人类永别；同样出于人类的占有欲，又人为地大量繁衍一些物种，例如猪、鸡、宠物等。一方面是物种的灭绝，一方面是物种的过度繁衍，这两个看似决然不同的结果却映射出一种认识，那就是人类自认为可再生资源是可以无限度开发利用的。
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有生命的物种资源）真的是可以无限度地开发利用吗?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天问。但是，答案却是肯定的：任何可再生资源同样不能无限度开发利用。生猪也在其中。
经典进化论支持这一论点
进化论鼻祖拉马克与达尔文都指出：在自然界里，任何一个物种都是被其他物种在它的生活中所依赖的。在发展养猪业的时候，我们是否考虑了猪与相关依赖物种的关系？如果不考虑这种关系，其后果又将如何？例如，大力发展养猪业，猪与人这一高级物种的关系能协调吗？大力发展养猪业，猪与其相关微生物（特别是病原微生物、人猪共患的病原微生物）之间的依赖关系会怎样变化呢？
很显然，至今人们对这些问题是欠考虑的。正如此，大力发展养猪业多少带有盲动性。为了追求高利润，大力发展现代基因型品种，弱体质外来猪种正在越来越广泛取代较强体质的本地猪种；随着大量引入国外品种，许多外域性的病原（如密螺旋体、劳内氏菌、波氏败血杆菌、圆环病毒、蓝耳病病毒等）得以泛区域化；在集约化养猪的同时，与猪相关的病原微生物也在集约化，并在此过程中与猪的关系发生着人们始料不及的有害改变，使养猪人防不胜防。正如达尔文所言：“人类生产的实际活动，是我们必须研究有机体的生物学特性和有机体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如果不知道这些特征，人类的许多措施就会失去它们的意义。”
系统论支持这一论点
系统论将世界上所有的系统分为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有生命的系统，或者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称之开放系统。显然，猪属开放系统。组成该系统的要素甚为复杂，如空气、水、温度、光照、饲料、栏舍等组成无生命的环境子系统，而人、相关微生物、相关的动植物等组成有生命的环境子系统。
开放系统是一种进化系统，系统中有生命的要素都在系统进化中进化。就猪―――微生物子系统而言，猪与相关微生物都是系统进化的确定性驱动力，这些微生物以猪作为赖以生存的环境，没有猪，也就没有相关微生物生存的环境。猪多，相关微生物就多；生猪已经是高度进化的物种，而相关微生物是正在积极进化的物种，猪只体况的细微变化均会影响相关微生物，特别是病原微生物的进化，这种进化是以病原微生物适应性增强（如持续感染、局部隐性感染、致病靶器官的多样化、易感物种扩大化等）为特征的。因此，养猪业的大发展必然伴有病原微生物的大发展，为这些病原微生物的进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进而带来更大的疾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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