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国政府即着手改革中国的兽医体制，试图分离基层兽医站的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但受各地财政实力的制约，改革进程不快。今年猪疫情的暴发，再次暴露了我国基层动物防疫体系的薄弱与推进兽医体制改革的急迫性。
一个兽医站的账单
最近，36岁的黄金来发愁的事情一件连着一件。除了他们兽医站明年估计招不到人之外，他还要努力想办法为站里的兽医们谋个出路。
黄金来，广东省罗定市泗纶镇兽医站站长，我国政府动物防疫系统最底层的官员。目前，除了要为手下7个工作人员的生计着想外，还需要负担8名退休人员的部分退休金。
泗纶镇兽医站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兽医站现在是自负盈亏，上级没有拨款，电话费、水电费、煤气费等费用还要自己交，更没有钱为员工交社会保险金和医疗保障金。
15年前，21岁的黄金来从农校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后直接进入兽医站，开始了他当兽医的生涯。有意思的是，到现在黄还是站里最年轻的防疫员。
“现在，没有人愿意来兽医站工作。”黄金来说。
这或许可以从兽医站的收入得出答案。翻开兽医站的收入册，一连串数字映入眼帘：该站的主要经费来源是本地生猪屠宰时收取的检疫费和防疫费。
一头本地猪需要收取三项共计10．5元的费用，其中产地检疫费3元，产品（即屠宰后）检疫费3．5元，防疫费4元。但10．5元中有0．8元需要上缴市生猪办，另外要向市兽医站上缴检疫费的34％和防疫费的12％。而对于外地生猪，只能收取产品检疫费，扣去0．3元上缴市生猪办外，每头猪只能收到3．2元。
7月份，当地屠宰了666头猪，其中224头是外地猪，该站的总收入仅为2858元。实际上，即使在猪市非常火暴的春节期间，这个兽医站的总收入也就在9000元左右。
现在，让黄金来非常苦恼的是，农民不愿意养猪。在他看来，现在猪太贵，10多千克的猪仔要60元~70元才能买到，万一猪死了，农户就血本无归了。现在，当地的生猪存栏率仅为60％左右。
这对于兽医站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存栏量降低，出栏量减少，意味着兽医站的未来收入将会少去很大一块。
防疫费的收入占他们收入的比重并不大。目前，罗定泗纶镇兽医站为当地的生猪每注射一针收取1元钱注射费。为了这块“市场”不丢失，兽医站里面那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购买的存放疫苗的冰箱，现在还在凑合着用，据说要更换，但是站里资金确实太紧张了。
现在，黄金来就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说站里的窘境。
人员流动让黄金来更加忧虑。现在的情况是，招来十个人，十个人最终都会离开，作为站长的黄金来每个月只有289元的收入，有的员工每个月只能领到157元。“还不如出去打工挣钱多呢。”他甚至和同事们聊起了兽医站解散之后的场景。估计会像供销社之类的一样，拿些下岗费后被谴散，黄金来说：“下岗费约80元，拿两年左右。”
和罗定泗纶镇兽医站类似的情形在全国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这些都在揭示着我国最基层的动物疾病防疫体系的薄弱。我国自2005年开始实行兽医体制改革，试图分离基层防疫工作的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各地虽在不同程度推进，但是，在黄金来的印象中，他们这里说了很多年了，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儿动静。
“当地政府如果还不对现有的兽医站体制进行改革，明年就没有人做这一行了。”这位36岁的汉子颇为悲观地说道。
火山口的基层防疫
禽流感等重大疫情发生后，国务院先后颁布了《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从各方面指导动物疾病的防控工作。然而，如何更早发现疫情，控制疫情，实践证明必须依靠基层动物防疫系统的力量。
本来基层的防疫系统是养殖户的最后救命稻草，但是现在很多养猪户并不信任基层兽医站。
在养殖户看来，很多地方动物防疫工作的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依然混合在一起。基层防疫的营利性项目越来越多，很多兽医站甚至将此作为扭亏的机会。就像黄金来所在的兽医站一样，因为自负盈亏，所以不得不依靠收费项目来维持兽医站的运转。
事实上，2005年5月的《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即要求，改革乡镇畜牧兽医站，合理划分基层防疫机构的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
两年后，因为各种原因，这些改革在不少地方都难以有实质性推进。
以四川省为例，根据国家兽医体制改革方案，2006年四川也出台了相应方案，按照该方案，动物疫病的监测、预防、控制、扑灭以及动物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检测等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但是各地发展并不平衡，纳入财政预算的有限。
禽流感之后，四川这个畜牧大省重金投资兽医站的基础建设，要求在2008年前解决50％的建设项目。然而，各地的财政投入依然有限，落实进度不一，这些基层兽医站甚至寄希望于下一个五年计划。
自从去年夏天暴发猪疫情之后，中央政府再次意识到动物疾病控制在基层推进的重要性。显然，要想做出预警预报，政府必须越来越快获得动物疫情动态，而这必须要依靠健全的基层防疫体系来支撑。
目前，除了基础投资制约之外，基层防疫队伍的建设也在制约着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由于长期忽视基层防疫，兽医站防疫人员的水平本身也在下降。基层兽医人员大部分是学校毕业之后即分配而来，接受的技术培训很少。随着越来越多自负盈亏的兽医站出现，这些基层兽医人员能够接触新的动物疾病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对此，江西省高安市养猪行业协会会长熊凌称，基层兽医人员所学的东西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西。这些兽医的水平已经赶不上动物疫病的发生速度。据官方统计，基层防疫队伍中，中专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50％。
即使这样，如何稳定目前这支防疫队伍也还是一个难题。
目前，四川省有4800多个乡镇站，县级以下乡镇兽医站的人员有45000多人，而且每村有一个接种员、疫情观察员。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四川省动物防疫总站副站长石谦说，按规定这些接种员要有固定的补助，可以纳入中央转移支付，至少是县一级的转移支付。然而这些，现在还没有定论。
据了解，四川省的防疫部门也在向中央提出相关建议。有些地方不是不愿意推进基层兽医体制的改革，因为财政不允许，有些县一级官员的工资都拖欠着发不出，要改革确实很难。
事实上，村一级的防疫队伍，能够最早发现疫情，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担负免疫接种的任务。正如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协会秘书长荆继忠所说，理想的防疫体系就是能从基层生产第一线及时地获得信息，才能及时采取措施控制住疫情。
自从2004年升任站长以来，黄金来就一直希望政府能够把基层兽医站列入事业单位编制，由政府全额发放工资，这样，他们就不用天天发愁，想着如何筹钱保持运作了。
没有队伍的稳定，没有基层防疫的建设，那么我们整个动物防疫就像坐在火山口上。
今年8月30日，新动物防疫法通过。新法规对加强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强调了两点：一是加强基层动物防疫机构建设。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动物防疫工作的需要，向乡镇或区域派驻兽医机构。同时要求县乡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村级防疫员队伍建设。二是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财政投入。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把动物防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将所需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应当储备动物疫情应急处理工作所需的防疫物资；对在动物防疫工作中强制扑杀的动物、销毁的动物产品和相关物品、免疫应激死亡的动物，要给予补偿。新动物防疫法还把官方兽医制度首次纳入其中。官方兽医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管理制度。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在《国际动物卫生法典》中明确规定，官方兽医是指由国家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授权其执行动物卫生及检查监督等官方任务的兽医。在新动物防疫法于明年1月1日开始实行后，我国的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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