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樵
广东省东莞市决定将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据透露，东莞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到1.8万吨/年，东莞市环保局局长表示，规定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东莞工厂多、外来人口多加上养殖场多，造成非常大的污染，已不能再承受额外的污染量。（12月5日《南方都市报》）
客观地说，临河集约化养殖生猪、河道规模性敞放鸭群，确会导致水域污染的恶果，则东莞市在“保生猪养殖业还是保环境”问题上进行利弊相权之后，作出“宁舍产业而保护环境”的决策，自然有其理性一面；但是，如果硬性实施“全面禁养”政策，就有悖法理了。
必须承认，包括生猪在内的畜禽养殖业都属合法的农业产业之一。那么，既然其产业本身合法，则政府要灭绝这种产业，就须以合法程序及合法手段为前提，否则就等于政府在“以非法压制合法”。而东莞市全面禁止养猪的政府决策，就属没有法规支持的“强权行政”。具体点讲，政府全面取缔养猪业的决定并未获得行政许可，因而属于非法行政。此悖谬之一。
悖谬之二：生猪养殖业本属合法产业，只是养殖业主大量向河道直接排污才属非法行为。那么，即便依据环境保护法规，应被关闭的生猪养殖场至少也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临水养殖，二是直接向水域排污。但资料表明，东莞市仍有30%的地盘属非集镇区，那么纵使70%地盘上的生猪养殖场都有违环保法规而应予依法关闭，可30%农业生产区内的农民家庭养猪，对环境又有何碍？众所周知，农民家庭养猪不仅规模不大，且生猪的排泄物及养殖废料都能转移于耕地自行消化。因此，治理养殖业污染却不分青红皂白，将具有污染行为的养殖场与并无污染行为的农民家庭养殖干脆“一锅端”，显然是对农民合法生产权的非法剥夺。
悖谬之三是，如果政府认为农户散养生猪也对环保有害，从而对农户的散养生猪也予以禁止，似乎就意味着养猪业本身有害环保，则东莞企图通过对本地“全面禁养”而从异地进口猪肉的策略，就是故意将“养殖污染”转嫁于异地。此乃“害远不害近”的自利主义。
倘按东莞的悖谬思维及做法，作为工商业相当发达的东莞市及其乡镇，其工业污染、餐饮业污染、商业污染等现象必将很大程度地存在，那么百姓是否可要求政府全面取缔其整个行业呢？政府是否也会像对待生猪养殖业那样，只要个别企业存在污染行为，便对其整个行业实施“赶尽杀绝”的策略呢？――说穿了，政府以非法手段对辖区内的生猪养殖业实施“赶尽杀绝”策略，纯属简单行政、懒惰行政的典型表现，也是政府搞“行业歧视”的表现。
“养殖污染”确已成为当下很多城镇水域愈来愈明显的一种新污染源，应当引起重视和治理。但是，既属环境范畴问题，则政府就应遵循环境管理法则，就应依照环境保护法规予以规范治理。比如对如工商业领域的环境违法行为，遵循的是“谁污染谁担责、谁污染就处罚谁”的执法原则，而并未因此就取缔整个工商产业；那么对同属环境污染范畴的“养殖污染”，就理当同样遵循这个原则，而不能对整个养殖业就予以“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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