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正德帝是有名的荒唐皇帝，这个有着顽童气质的帝国最高统治者曾办过一件极可笑的事情，下旨不许民间养猪杀猪。原因很简单，“猪”和“朱”同音，似乎成了皇家远房亲戚，被草民圈养宰杀简直是冒犯天威。那一年，南京祭孔庙只得用一头羊代替，吃惯了冷猪肉的至圣先师难得尝了一回羊肉。
皇帝言出法随，看上去威力大得很，但正德帝这个创意没有改变中国一直是世界养猪大国这一现实。这事过了四百多年，广东东莞规定2008年开始，辖区不许养猪，而理由已经进化到“环保”了。
几年前，我曾从赣南开始，从源头顺东江一直走到东莞、深圳，当时的感觉，是东江越往下走污染越严重，在广东河源，东江水还是一泓碧波，到了东莞几乎成了酱油。而赣南和粤北那些欠发达的农村，家家养猪，数量大概比东莞这些发达地区还多。可见主要的污染绝不是猪粪，而是工厂里排出来的废水和城乡生活污水。猪粪是有机肥，可以肥田，工业废水废气除了增加居民癌症发病率外，能有什么用？欧洲现在一些城市开始复古，用马车代替汽车。可见“环保”有时候是装点门面的幌子，根子是有关部门觉得养猪不划算，要占用有限的土地，远不如办工厂、开发房地产更赚钱。
投资者是理性的，一个地方的资源配置自有其规律，如果一个地区工业化程度相当高，土地、人力成本会相应提高，在这个地方办养猪场的成本会高于欠发达地区，那么这类产业自然会逐渐转移出去，用不着政府费老鼻子劲去提倡这个禁止那个。市场经济说了好些年了，但有些地方政府还是一种家长的思维，认为自己的安排是最合理的，为“孩子们”好，为这个家好，和市场经济所必须具有自由、竞争精神背道而驰，这样搞市场经济，只能是橘生淮北的结局。
对某些地方来说，施政的标准是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利益，而包裹利益这个内核的外表可以经常变换。因此我们能看到，在并不漫长的时间内，同一地方有截然相反的施政措施。以粮为纲时，把森林破坏，用来种红薯，老虎、豹子这类珍稀动物被猎杀；可现如今要退耕还林保护环境，于是纸老虎横空出世。十几年前，全国农村的墙壁上还到处刷着“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的标语，可养猪一旦比不上别的产业，就罔顾市场，赶尽杀绝了事。对待“外地人”也是如此。如果涌进当地的外地人太多，那么一定会以各种名义提高门槛，将一部分“素质不高”的人排挤出去；而一旦工厂出现民工荒，又会摆出海纳百川的姿态。
尽管现在猪肉价格一再上涨，但办养猪场来钱慢，太费事，不如房地产等其他产业，如果有一天养猪比其他产业对政府和官员更有利，保不准又有鼓励养猪的红头文件出台。
有时想想，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也真累，农民放倒地里的秸秆要办证，居民骑电动车他们不乐意要一禁了之……而且每次理由都十分充足。其实何苦来哉，老百姓不需要你教他如何挣钱，如何过日子，你别去随随便便横插一杠子就烧高香了。当我们有一整套保障“利为民所谋”的制度时，一个地方该发展何种产业，禁绝何种交通工具不需要政府劳神费力自作主张，该不该养猪就不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某个投资者养猪亏本还要挺下去，那也是他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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