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能繁母猪补助50块，现在正在做母猪数量统计，这个月肯定要把钱发到猪农手里。”阳春畜牧局办公室，副局长陈国刚从阳江市里面开完会回来。窗外暴雨倾盆，他却因兴奋微微冒着汗。
8月12日，已经听说国家下放母猪补贴新政策的许经权对记者说，“虽然钱还没拿到，而且这50块钱也远远不够。但大家还是很高兴，这是这么多年来，政府第一次关心我们，第一次重视养猪业了！”
猪价亏的时候，他们摸爬滚打撑了下来，没人理没人管。“那些老板，投资什么工业项目的，银行抢着借钱。我们猪农上年亏了下年饲料都买不起，银行也不肯给我们贷款。”直到今年，猪肉涨价成了全国上下的关键词，养猪户们才终于觉得自己不再低人一等。
和许多散户不同，许经权一直强调对他的事业――养猪这一行的自豪感。在他中等规模的两个猪场，他指着自家黑亮亮的杜洛克，一个劲儿地夸“多漂亮！”说起养猪，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粮食有个最低收购价，我们希望政府也能给猪定个最低收购价，保证我们在猪价跌时不要亏了本。”阳春养猪协会的秘书长黄世浪一再这么说。
政府正在研究给猪农开出保险单――黑龙江8月10日开出了生猪保险第一单，政府出48元，猪农出12元，为能繁母猪上保险，保险金额为每头1000元。
经济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董小麟教授担心的是政策的倾斜，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偏好工业忽视农业，导致农业积极性先天不足，包括养猪业。地方政府如要上个工业项目，会想方设法帮它排忧解难，而养猪场，却因为嫌它脏就直接大片拆掉，而没有想办法让它活下来。“农业污染难道会比那些化工企业大吗？我们中国可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啊。”
民生之本还是农业，董小麟希望政府不要就事论事，应把它提升到一个反思的高度，反思我们到底怎么对待问题，而不能头痛医痛，脚痛医脚。
所幸养猪户们并没有一味地等政府的政策，他们在寻找机会学习养猪知识。2004年11月，作为“中国猪苗之乡”的阳春就成立了养猪协会，协会有348名会员，基本都是40头母猪以上的养户，两年多来，协会免费开办讲座20多场，华南农业大学孔小明等教授第一次来为猪农们开讲那天，200多人的会场静得蚊子飞过都听得见。
有人预言，这次猪肉涨价风波会将抗风险能力低的散户踢出行业，然而高级畜牧师梁皓仪却不这么看，中国养猪户中散户的比例占到了八成，而且中国养猪的模式也不能跟西方比拟，当然也不可能照抄西方的集约化养猪。
也许养猪业经过这一轮的震荡，将不再偏离方向，猪肉的革命，才刚走完第一步。
一个猪农的30年账本
30年养猪换来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广东省劳模”等一堆荣誉证书，阳春马水镇新风村养猪专业户岑学英装了一抽屉。
养猪30年的明细账，也一直装在她和丈夫刘经栋的脑子里。
阳春市是养猪大市，有“中国猪苗之乡”的称号，2006年提供175万头肉猪，无论农民还是机关干部，家家户户都在庭院里或山边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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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992年
1977年春节后，赤脚医生刘经栋开始担心家里6个儿女上学的学费，赤脚医生的收入始终有限，而一般能够换“活钱”的方法就是养猪。跟岑学英商量后，他们花了20元买了一头小猪苗，猪苗是本地的土猪，喂的也是自家料，像番薯藤、麦菜、黄豆和剩稀饭，都是自家种的东西。养了15个月，猪长到120斤左右，过年前刘家将猪拉到畜牧站宰杀完，到集市上摆卖，每斤猪肉能卖0.73毛，去掉成本净赚60多元。
1983年，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被调动了起来。5月，刘经栋拍板决定家里大规模养母猪，他借钱一下买了10头土三元杂猪“杜长本”(有土猪血统)，成为在阳春市最早一批养猪上规模的专业户，当时一头母猪成本500元左右，猪肉此时1斤2.3元，卖一头猪可以赚50元，此时一担谷只需40元。
这段时期，阳春不少养猪户从四川引进洋种猪，洋猪苗只需养6个月即可长成200斤肉猪出栏，成长周期慢、肥肉多的土猪越来越少。1984年9月，刘经栋买了第一头杜洛克公猪和12头二元杂母猪，而此时一担谷的价钱也不过40元。
1988年，中国出现第一次通货膨胀，这一年8月中旬出现抢购风潮。在刘经栋的记忆里，猪价高峰期也在这年来到，猪贩收购价生猪每斤达到3-3.2元，养猪户也开始使用每斤0.8元的调配饲料，养猪成本在增加。
1992年夏天，刘家达到了150头母猪的规模，而这年的猪苗只能卖0.5角一斤。由于市场供过于求，刘经栋这一年亏了20万。
1993年-1997年
1993年开始，猪价回升，人们对猪肉的需求量也大了，这年12月每斤猪肉达到4.8元，1994年12月，猪肉价格更是涨到了每斤7.2元。
刘经栋夫妇和两个弟弟，加上两对儿子儿媳和两对女儿女婿12个人，在1994年共同开始集约化养猪。刘家的债务直到1995年彻底还清，同年继续扩大猪场规模，母猪达到了400头。
1993年和1994年，国内再度出现通货膨胀，猪肉价格猛涨，与此同时，全国规模化猪场迅猛发展。1996年至1997年是养猪人获利的黄金时期。1997年8月，生猪价每斤7.5元，成为历史最高位，连一头淘汰母猪也能卖三四百元。
1998年-2004年
1998年4月，又是刘家人经历的黑色年份。农产品价格都在下跌，猪价在跌，刘家猪场母猪已经达到570头，肉猪600多头，全家再度欠下饲料款68万。1999年，因为无法还清欠银行的6000元，当年10月，银行拿查封房子做威胁，催他还钱。刘经栋养猪以来第一次大哭了一场，他想不明白，为何借钱时银行的人笑容满面，可催还款时竟然可以翻脸不认人？
2002年，68万元的债务只剩下了十多万，生猪价此时每斤3至3.3元，但一包80斤的小猪饲料也要卖128元。
2003年，刘经栋筹了50万元在中山坦洲开办了猪场，猪场交给在华农读畜牧专业的小女儿刘兰香和女婿打理。
2004年猪价再升，一直持续升至下半年10月，每斤生猪4.8元，刘经栋还清了所有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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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2006年6月
然而很快，刘家又进入了第三个黑色年份。
2005年9月到2006年8月，猪价创新低，有近一个月生猪每斤保持在2.9元的低点，混合饲料每公斤是1.80元。一头仔猪养5个月到半年出栏，二百五六十斤，光饲料钱是500多元。把养母猪的成本一均摊，再加上电费、防疫费、人工、银行利息，一头猪得赔150元至200元。“猪贱得跟青菜一样啊！”刘经栋抚着心口回忆，“我心流泪比真正流泪还痛！”刘家再度欠下饲料款十几万。此时一头淘汰母猪50元也无人买，一只小猪价格低到了10元。
2005年六七月份，中国最大的产猪大省之一四川省，206人感染了猪链球菌，最终导致了38人死亡。养猪农户和无证私贩的非法屠宰被认为是造成这次病菌感染的主要原因。为了避免感染的再次发生并确保当时国庆节前猪肉供应的质量，2005年9月政府在全国范围打击非法屠宰行为。在这次打击之下，商贩数量的减少令数量众多的散养户出售生猪变得困难，结果造成了生猪价格的急剧下降。猪肉的生产价格在2005年第四季度开始下降并在2006年第二季度触底，价格下降打击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
阳春市是有300多年养猪传统的大市，上世纪80年代时，无论是农民还是机关干部，家家户户都会养一两头猪换些活钱。据该市畜牧局提供的数据，去年光养猪收入占了该市农业收入的50%多。然而因为扛不住猪价的低迷，一些散养户从去年开始陆续退出了这一行。
2006年5月，阳春市养猪协会的会员间都在传着一个心酸的故事：就在城西，一户农民家的母猪下了仔，养到10多斤，一只10块钱都没人买，眼看着饲料喂进去亏得更多，两夫妇商量下来，把小猪按进自家鱼塘里淹死又舍不得，于是趁着天黑，背着一窝小猪丢弃到山脚下。
2006年9月-2007年7月
好日子也终于等到了。2006年9月起，猪价由每斤3.8元升至每斤4.2元。价低的时候，刘经栋有一批不舍得卖的猪苗留了下来，现在养成了肥猪出栏，他身上的债又少了一笔。
2006年夏秋之际，一场名为“高热病”的疫病从南方开始袭击了猪这个物种，由于发病症状除了让怀孕母猪流产外，还会让小猪呼吸系统出现病变，有养猪户称这种病为“猪非典”。面对疫病，猪农们几乎无力医治，只能任由猪们大规模地被淘汰。
绝大多数养猪户的眼睛和耳朵都被蒙上了，等到疫病杀上门时，局面开始不可收拾。近一年的时间，疫病从容地走遍了全国29个省市。
直到今年6月4日，新华社才发布了来自农业部的消息――根据统计，1至5月份全国发病猪总数为4.5万头，死亡总数为1.8万头。文中将“高热病”定名为“变种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并确认2006年夏、秋季的首次暴发对养猪户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但没有提及去年发病死亡的生猪数量。
据农业部统计，2006年初全国生猪出栏6.81亿头，而农业部公布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生猪存栏只有4.67亿头。
尽管岑学英养了一辈子猪，她却不希望6个儿女全都养猪，最小的女儿高考时填了兽医专业，岑学英心里不支持。新开的中山猪场由小女儿刘兰香全权负责。1个多月前，兰香打电话给父亲刘经栋，讨论要在猪场里打蓝耳病疫苗的事情，父亲在犹豫，1个月后，女儿电话再度打来，电话里声音后悔不已――打完疫苗后猪场暴发疫病，40头母猪开始陆续流产，平均每头损失4000元，这一笔损失又是16万。
高级畜牧师梁皓仪一语点破了猪病的症结所在：“现在的猪都不健康，免疫力非常低。免疫力低了以后小问题都有可能致命。”身为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理事的梁皓仪说，近年来猪病愈来愈复杂，过去几年惨重的损失表明，现有的经验与措施在猪的复合继发开病毒感染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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