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金猪之年的猪肉革命：猪价暴涨背后

　　2007年，丁亥。这一年，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金猪之年，公众餐桌上常见的猪肉，却引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

　　从年初至今，猪肉价一路走高，7月份涨至十年来最高点，领涨全国CPI指数近9倍。从来被视为低价产品的猪肉，当仁不让地成为领涨农副产品的“带头大哥”。

　　紧随其后，方便面、粮食、豆制品、快餐，也接连涨价。在人人谈股论房的这一年，人人也感受到了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和痛楚。

　　抢购猪肉的风潮不时发生。在广东，市民几乎踏破了超市门槛，怀集猪贩罢市；在上海，有市民自发组织起来，赶赴农产品市场搞批发；在深圳，歹徒为猪肉当街挥刀。尽管政府急急调控，猪肉的涨价势头依然有增无减。

　　细翻历史，这并不是猪以及猪肉的第一次革命。从野猪到家猪，是人类科技史的一大进步；从散养猪，到工厂化养猪场，预示着猪产业的现代化；而此番猪价猛涨，又意味了什么？

　　在一些专家看来，当猪价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弹时，至少已经说明，通货膨胀已经从原材料传递到最终消费品。它客观上也在提醒，中国养猪业需要反思。

　　猪价暴涨的背后，人们看到的是这些因素：原材料上涨，猪疫病的大面积爆发，长期以来猪贱伤农的后遗症。被视为弱势群体的猪农，能否真正从此轮涨价中得益？

　　吃过8月8日的早餐，两只30天大的“杜长大”(三元杂猪名称)被装进一只篮子里带入全是人类的会场，有人用大手将它们抓了起来，有闪光灯开始闪它们黑豆大的眼睛，有人夸它们毛色光亮，它们却因为身体突然悬空，不停叫着不安地扭着身子，惊恐地抖着粉色的耳朵。

　　这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主办的“猪价真相与普遍民生研讨会”，专家、学者、消费者、养殖者，大家讨论的是猪肉价格上涨的真相。

　　2007年，猪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引起广泛关注，当很多人在菜市场里发现猪肉价格不断上涨时，这场涨价已经成为自1997年以来猪肉价格涨得最高的一次。

　　会场里养猪户流着眼泪诉说自己养猪的辛酸，专家们举重若轻地分析着经济形势，或慷慨激昂地讨论着这场猪肉涨价的风暴。

　　作为一只猪，作为会议的主角，小猪杜长大完全感受不到关于猪肉的这场革命，只感到饱餐后的困意上来。它趴在篮子里昏昏睡去，在沉睡中等待自己的宿命――150天后，当长成为200斤重的大肥猪时，它的生命价值将得以实现――变成猪肉，摆到人类的饭桌上。

　　猪肉涨价，一端牵着忧惧的农民，一端连着无奈的市民。

　　猪肉涨价引发的连环效应

　　全国猪肉价格的顶峰从今年5月开始屡被刷新。

　　仿佛从那时开始，各地报纸成了菜篮子报价员，不断透露现在全国的猪肉“都涨价了”，“还在涨”。那一刻，高涨的猪肉价格成了上自国家高层、下至普通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

　　7月中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猪肉每公斤平均批发价已经达到18.57元，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商务部预测本轮肉价偏高和供应偏紧至少将持续至明年5月。

　　在老百姓看来，猪价上涨的架势似乎是一夜间形成的。但通过媒体报道，人们才知道2006年起养猪行业疫情蔓延、猪价长期低迷养猪户亏本严重普遍开始缩减养殖规模等行业信息。

　　事实上，一幅猪肉价格的上涨曲线图从去年9月底就已经形成。广东阳春的养猪户何宏林就庆幸自己挺到了那时，没有因为之前的亏本而选择退出。

　　但猪肉涨价毕竟引发了一连串效应。洋快餐涨了，中式快餐纷纷涨价，方便食品和豆制品也掺和了进来。而广州人早餐的包子，也从五毛涨到了六毛一个，因为不好找零，银行兑零点的业务又开始繁忙起来。

　　在东莞农民梁汉帮的记忆里，生猪从来没有这样吃香过。从2004年他到惠州博罗投资建猪场至2006年，养猪从来没有为他赚到过一分钱。

　　即使是生长周期快的洋种猪，从出生到出栏也需要180天的时间。所以生猪养殖是一项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买卖，而且总是受供应环节的波动而产生巨大的价格浮动，牵引着产业链条不断在循环周期内转动。

　　梁汉帮在2004年进入了这样的循环通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这一年，猪肉价格上涨，部分地区肉价达到20年来最高点。与此对应，据农业部统计，这一年年底，生猪养殖量大幅攀升。到2006年，中国人均猪肉年拥有量达到50公斤，超过欧洲人均30公斤的水平。市场人士警告说，生猪养殖的市场风险在加大。

　　此时，产业链上游也发生了异动，生猪的主要饲料玉米价格开始攀升，养猪成本加大。

　　阳春养猪户许经权那几年的财务状况也相当灰暗，他的300多头母猪淘汰了100头，2006年上半年，他的猪场每天打开门就要亏1800元。

　　肉价上涨只是物价轮番上涨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7月份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食品价格正以高出其他商品价格两倍多的速度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5.6%。食品价格年上涨率达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最高水平，比上年同期上升15.4%，其中油、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5.2%。

　　迄今为止，一部分宏观经济专家倾向认为，物价的涨价、落价尚属于正常的市场现象，是随着市场供求形势变化的。广东省政府宏观经济处的谭炳才处长说，新一轮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食品类和商品房类价格上涨带动，它有一个宏观的国际背景。

　　但不少经济学家都从这一轮肉价上涨中嗅出通货膨胀的苗头。广东商学院副校长徐印州教授说，不管政府承不承认，通货膨胀已经发生。

　　养猪业的阵痛

　　7月31日下午，增城小寨农场副场长杨明例行巡视猪舍。

　　每走进和走出一排猪舍，他都穿着长筒雨靴小心地在猪舍旁的消毒水坑里认真踩一遍，这是农场的章程，违反规定他将被处以5000元的罚款。罚款倒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猪场里有猪中招发病。

　　“别指望能治好，这种病目前淘汰率是百分之百。”兽医出身的杨明说。

　　因为严格遵守卫生管理规定，现有400头母猪的国家储备肉基地小寨农场，在疫病中保持了猪94%的成活率，保证每天都能提供30头生猪上市。

　　河源养猪户丘百旋感叹的是：猪越来越难养是不争的事实。其实目前即使没有蓝耳病，猪的死亡率也达到10%左右，养猪不要说赚钱，弄不好还会破产，“疫病一天不除，养猪户不能安心，何来生猪！”

　　如果土种猪价格高一些，你会选择养土种猪吗？

　　面对这个问题，阳春潭水镇的养猪户吴茂勃露出了好笑的表情：“土种猪不会有市场的，养那个猪太慢，没人会养的。”

　　所有受访养猪户都愿意养周转快的洋种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土猪。中国是个有9000余年养猪历史的国家，然而有着悠久传统的土种猪20多年来已经几乎被大规模引进的洋种猪清洗干净。美国长白原种猪、英系大白猪、美国杜洛克猪，这三种猪的杂交后代，占领了中国现在将近九成的猪栏。

　　广州广三保畜牧公司的高级畜牧师丘初集说，政府这10多年来也在努力拯救土猪，但“效果一般”。

　　对于这点，许经权的理解比较特别，2006年中央取消农业税，农民减负1265亿，“这个钱干什么去？不都去买肉了，农民肉吃得多了，只有洋种猪才能满足需要啊。”

　　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樊福好也一致，他认为当前市场的需要还是在量上，“大部分的人需要吃到肉，而且是便宜就好。”

　　樊福好说，与土种猪一年的生长期相比，外种猪的优势就是生长速度上和瘦肉率上，从出生到出栏只需要180天，但这种三元杂猪在其他地方不一定有优势，比如肉质的口感、繁殖率等。他始终觉得，这样快速生长的猪种，由于有违自然规律发展变得有些畸形。他认为猪的特性有它自己深层次的东西，然而人类从没有真正探究出它的规律，所以在现代养殖中才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丘初集对洋种猪的担忧也是疾病，在预防猪疾病方面，中国养猪业的经验历来是打疫苗。由于猪种来源复杂，疫苗用得种类多了，问题越复杂，长此以往，“要害死我们的养猪业！”

　　岑学英掐着手指算给记者听，一只小猪从出生三天起要注射疫苗，到45天共注射7支疫苗。还有加了抗生素的饲料，小猪吃了就睡，只有多睡猪们长肉才更快，在养猪户眼里，用上能让小猪皮毛光亮、多睡眠的疫苗和抗生素，这就是科学养猪。

　　对于疫苗，樊福好也不止一次在跟养猪户的讲课中提到，最佳的免疫还是风土驯化，猪的免疫系统长期这样被刺激干扰，当然会出问题。他痛心地疾呼：“不要以为疫苗是万能的，不要以为抗生素是万能的，不要以为现在所谓高科技的东西是万能的！”

　　疫病的暴发给中国的养猪业当头一棒，樊福好说，这是中国养猪业发展中变革的阵痛，经过这场革命，养猪业将检视自身问题，好修正后重新走上发展之路。
　“一头能繁母猪补助50块，现在正在做母猪数量统计，这个月肯定要把钱发到猪农手里。”阳春畜牧局办公室，副局长陈国刚从阳江市里面开完会回来。窗外暴雨倾盆，他却因兴奋微微冒着汗。

　　8月12日，已经听说国家下放母猪补贴新政策的许经权对记者说，“虽然钱还没拿到，而且这50块钱也远远不够。但大家还是很高兴，这是这么多年来，政府第一次关心我们，第一次重视养猪业了！”

　　猪价亏的时候，他们摸爬滚打撑了下来，没人理没人管。“那些老板，投资什么工业项目的，银行抢着借钱。我们猪农上年亏了下年饲料都买不起，银行也不肯给我们贷款。”直到今年，猪肉涨价成了全国上下的关键词，养猪户们才终于觉得自己不再低人一等。

　　和许多散户不同，许经权一直强调对他的事业――养猪这一行的自豪感。在他中等规模的两个猪场，他指着自家黑亮亮的杜洛克，一个劲儿地夸“多漂亮！”说起养猪，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粮食有个最低收购价，我们希望政府也能给猪定个最低收购价，保证我们在猪价跌时不要亏了本。”阳春养猪协会的秘书长黄世浪一再这么说。

　　政府正在研究给猪农开出保险单――黑龙江8月10日开出了生猪保险第一单，政府出48元，猪农出12元，为能繁母猪上保险，保险金额为每头1000元。

　　经济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董小麟教授担心的是政策的倾斜，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偏好工业忽视农业，导致农业积极性先天不足，包括养猪业。地方政府如要上个工业项目，会想方设法帮它排忧解难，而养猪场，却因为嫌它脏就直接大片拆掉，而没有想办法让它活下来。“农业污染难道会比那些化工企业大吗？我们中国可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啊。”

　　民生之本还是农业，董小麟希望政府不要就事论事，应把它提升到一个反思的高度，反思我们到底怎么对待问题，而不能头痛医痛，脚痛医脚。

　　所幸养猪户们并没有一味地等政府的政策，他们在寻找机会学习养猪知识。2004年11月，作为“中国猪苗之乡”的阳春就成立了养猪协会，协会有348名会员，基本都是40头母猪以上的养户，两年多来，协会免费开办讲座20多场，华南农业大学孔小明等教授第一次来为猪农们开讲那天，200多人的会场静得蚊子飞过都听得见。

　　有人预言，这次猪肉涨价风波会将抗风险能力低的散户踢出行业，然而高级畜牧师梁皓仪却不这么看，中国养猪户中散户的比例占到了八成，而且中国养猪的模式也不能跟西方比拟，当然也不可能照抄西方的集约化养猪。

　　也许养猪业经过这一轮的震荡，将不再偏离方向，猪肉的革命，才刚走完第一步。

　　一个猪农的30年账本

　　30年养猪换来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广东省劳模”等一堆荣誉证书，阳春马水镇新风村养猪专业户岑学英装了一抽屉。

　　养猪30年的明细账，也一直装在她和丈夫刘经栋的脑子里。

　　阳春市是养猪大市，有“中国猪苗之乡”的称号，2006年提供175万头肉猪，无论农民还是机关干部，家家户户都在庭院里或山边养猪。

　　1977年-1992年

　　1977年春节后，赤脚医生刘经栋开始担心家里6个儿女上学的学费，赤脚医生的收入始终有限，而一般能够换“活钱”的方法就是养猪。跟岑学英商量后，他们花了20元买了一头小猪苗，猪苗是本地的土猪，喂的也是自家料，像番薯藤、麦菜、黄豆和剩稀饭，都是自家种的东西。养了15个月，猪长到120斤左右，过年前刘家将猪拉到畜牧站宰杀完，到集市上摆卖，每斤猪肉能卖0.73毛，去掉成本净赚60多元。

　　1983年，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被调动了起来。5月，刘经栋拍板决定家里大规模养母猪，他借钱一下买了10头土三元杂猪“杜长本”(有土猪血统)，成为在阳春市最早一批养猪上规模的专业户，当时一头母猪成本500元左右，猪肉此时1斤2.3元，卖一头猪可以赚50元，此时一担谷只需40元。

　　这段时期，阳春不少养猪户从四川引进洋种猪，洋猪苗只需养6个月即可长成200斤肉猪出栏，成长周期慢、肥肉多的土猪越来越少。1984年9月，刘经栋买了第一头杜洛克公猪和12头二元杂母猪，而此时一担谷的价钱也不过40元。

　　1988年，中国出现第一次通货膨胀，这一年8月中旬出现抢购风潮。在刘经栋的记忆里，猪价高峰期也在这年来到，猪贩收购价生猪每斤达到3-3.2元，养猪户也开始使用每斤0.8元的调配饲料，养猪成本在增加。

　　1992年夏天，刘家达到了150头母猪的规模，而这年的猪苗只能卖0.5角一斤。由于市场供过于求，刘经栋这一年亏了20万。

　　1993年-1997年

　　1993年开始，猪价回升，人们对猪肉的需求量也大了，这年12月每斤猪肉达到4.8元，1994年12月，猪肉价格更是涨到了每斤7.2元。

　　刘经栋夫妇和两个弟弟，加上两对儿子儿媳和两对女儿女婿12个人，在1994年共同开始集约化养猪。刘家的债务直到1995年彻底还清，同年继续扩大猪场规模，母猪达到了400头。

　　1993年和1994年，国内再度出现通货膨胀，猪肉价格猛涨，与此同时，全国规模化猪场迅猛发展。1996年至1997年是养猪人获利的黄金时期。1997年8月，生猪价每斤7.5元，成为历史最高位，连一头淘汰母猪也能卖三四百元。

　　1998年-2004年

　　1998年4月，又是刘家人经历的黑色年份。农产品价格都在下跌，猪价在跌，刘家猪场母猪已经达到570头，肉猪600多头，全家再度欠下饲料款68万。1999年，因为无法还清欠银行的6000元，当年10月，银行拿查封房子做威胁，催他还钱。刘经栋养猪以来第一次大哭了一场，他想不明白，为何借钱时银行的人笑容满面，可催还款时竟然可以翻脸不认人？

　　2002年，68万元的债务只剩下了十多万，生猪价此时每斤3至3.3元，但一包80斤的小猪饲料也要卖128元。

　　2003年，刘经栋筹了50万元在中山坦洲开办了猪场，猪场交给在华农读畜牧专业的小女儿刘兰香和女婿打理。

　　2004年猪价再升，一直持续升至下半年10月，每斤生猪4.8元，刘经栋还清了所有欠款。

　　2005年-2006年6月

　　然而很快，刘家又进入了第三个黑色年份。

　　2005年9月到2006年8月，猪价创新低，有近一个月生猪每斤保持在2.9元的低点，混合饲料每公斤是1.80元。一头仔猪养5个月到半年出栏，二百五六十斤，光饲料钱是500多元。把养母猪的成本一均摊，再加上电费、防疫费、人工、银行利息，一头猪得赔150元至200元。“猪贱得跟青菜一样啊！”刘经栋抚着心口回忆，“我心流泪比真正流泪还痛！”刘家再度欠下饲料款十几万。此时一头淘汰母猪50元也无人买，一只小猪价格低到了10元。

　　2005年六七月份，中国最大的产猪大省之一四川省，206人感染了猪链球菌，最终导致了38人死亡。养猪农户和无证私贩的非法屠宰被认为是造成这次病菌感染的主要原因。为了避免感染的再次发生并确保当时国庆节前猪肉供应的质量，2005年9月政府在全国范围打击非法屠宰行为。在这次打击之下，商贩数量的减少令数量众多的散养户出售生猪变得困难，结果造成了生猪价格的急剧下降。猪肉的生产价格在2005年第四季度开始下降并在2006年第二季度触底，价格下降打击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

　　阳春市是有300多年养猪传统的大市，上世纪80年代时，无论是农民还是机关干部，家家户户都会养一两头猪换些活钱。据该市畜牧局提供的数据，去年光养猪收入占了该市农业收入的50%多。然而因为扛不住猪价的低迷，一些散养户从去年开始陆续退出了这一行。

　　2006年5月，阳春市养猪协会的会员间都在传着一个心酸的故事：就在城西，一户农民家的母猪下了仔，养到10多斤，一只10块钱都没人买，眼看着饲料喂进去亏得更多，两夫妇商量下来，把小猪按进自家鱼塘里淹死又舍不得，于是趁着天黑，背着一窝小猪丢弃到山脚下。

　　2006年9月-2007年7月

　　好日子也终于等到了。2006年9月起，猪价由每斤3.8元升至每斤4.2元。价低的时候，刘经栋有一批不舍得卖的猪苗留了下来，现在养成了肥猪出栏，他身上的债又少了一笔。

　　2006年夏秋之际，一场名为“高热病”的疫病从南方开始袭击了猪这个物种，由于发病症状除了让怀孕母猪流产外，还会让小猪呼吸系统出现病变，有养猪户称这种病为“猪非典”。面对疫病，猪农们几乎无力医治，只能任由猪们大规模地被淘汰。

　　绝大多数养猪户的眼睛和耳朵都被蒙上了，等到疫病杀上门时，局面开始不可收拾。近一年的时间，疫病从容地走遍了全国29个省市。

　　直到今年6月4日，新华社才发布了来自农业部的消息――根据统计，1至5月份全国发病猪总数为4.5万头，死亡总数为1.8万头。文中将“高热病”定名为“变种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并确认2006年夏、秋季的首次暴发对养猪户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但没有提及去年发病死亡的生猪数量。

　　据农业部统计，2006年初全国生猪出栏6.81亿头，而农业部公布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生猪存栏只有4.67亿头。

　　尽管岑学英养了一辈子猪，她却不希望6个儿女全都养猪，最小的女儿高考时填了兽医专业，岑学英心里不支持。新开的中山猪场由小女儿刘兰香全权负责。1个多月前，兰香打电话给父亲刘经栋，讨论要在猪场里打蓝耳病疫苗的事情，父亲在犹豫，1个月后，女儿电话再度打来，电话里声音后悔不已――打完疫苗后猪场暴发疫病，40头母猪开始陆续流产，平均每头损失4000元，这一笔损失又是16万。

　　高级畜牧师梁皓仪一语点破了猪病的症结所在：“现在的猪都不健康，免疫力非常低。免疫力低了以后小问题都有可能致命。”身为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理事的梁皓仪说，近年来猪病愈来愈复杂，过去几年惨重的损失表明，现有的经验与措施在猪的复合继发开病毒感染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猪

　　哺乳纲，偶蹄目，猪科，杂食类动物。多指家畜。猪是十二生肖之末，也称之为亥。体肥肢短，性温驯，适应力强，易饲养，繁殖快。有黑、白、酱红或黑白花等色。猪出生后5-12个月可配种，妊娠期约4个月，寿命为20年。一种以家养肥胖用以食用的动物。

　　――百度百科“猪”词条

　　距今4000万年前，猪在温带森林里生活着，以吃动植物为生。与猪相比，人类其实很年轻，可以说，猪是人类出现和进化的见证者之一。

　　以打猎为生的古人，时不时会碰到这种行动迅速、长着大虎牙的动物，人一看到猪撒腿便逃。偶然有一次，人捕杀了猪，赢得了第一场人猪大战的胜利。食之味美的猪肉，开始成为人类的食物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猪的国家，至今已有9000多年的历史，最早的原始家猪遗骸出土于广西桂林新石器时代遗址。从此，养猪成为是中国式农户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

　　商周时代，中国养猪技术出现了一大创造――发明了阉猪技术，时称“去势术”，《易经》中记为“仉豕之牙”。家养的公猪到了长牙时，要将其阉割，之后猪就少了些野性，多了些敦厚。生着獠牙的猪，从此不再让人害怕。“肉食者鄙，未能与谋”，这时的猪，是特权阶级用品，猪肉大多是作为高级贡品献给君王的。

　　“猪山”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出现了。越王勾践先专门划出一整座大山，命人在四周挖上深沟，把猪赶入山中，让它们自由吃食。汉代以前养猪方法有两种，放牧和圈养，“猪山”里的是放牧；《诗经•大雅•公刘》有“执豕于牢”的诗句，讲的就是圈养。西汉以后，为了积肥，人们建了各种形式的猪圈，独立的，与厕所相联的，或与住房相联的，式样各异。这以后，圈养逐渐成为了养猪的唯一方式。

　　到了汉代，养猪成为致富的热门行业，汉光武帝刘秀的夫人马后，兄弟5人都经营养猪业，大获丰收。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华南地区有一种“良种猪”，头短背宽，臀部及大腿发育好，具有早熟、易肥的特点。后被“大秦”(古罗马帝国)引入，用以改良那里的本地猪，育成罗马猪。到了盛世唐朝，官办养猪场规模已达数千头。宋代养猪业发展更大，《东京梦华录》记述农村养猪户到开封卖猪：“每日至晚，每群万头”，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猪多价贱的情况。流传至今的“东坡肉”，即出自这个年代。

　　明代不是猪的幸运时代，猪成了泛政治化的牺牲品。明武宗朱厚照因自家姓氏与“猪”同音，且本人属猪，下令“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这一禁令，几乎使全国的猪断种，次年清明节时，要用猪来祭祀，一时竟无法找到。在“闭馆锁国”的清朝，猪被引入英美，育成了大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等世界闻名的猪种。

　　民国初期，猪真正走出国门，但后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停止。民国时期的生猪、猪肉还是以前的自由交易，价格随行就市。1949年，福州的猪肉零售价为50公斤40银元。而因为古代牛羊肉普及程度较高，解放初期全国养猪量为5775万头，而以牛为主的大牲畜数量比猪还多，达6002万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猪的数量迅速增长。尤其自1959年，毛泽东发表《关于养猪业的一封信》，提出猪应为“六畜”之首，号召兴办大型猪场，在全国各地大兴养猪之风。郭沫若诗云“猪之为用大矣哉，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人们养马、牛、驴，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要被割掉。但养猪继续受到鼓励，甚至在干校里，都会开设养猪班，有的戏称班长为“猪头”，意为“猪班的头头”。到1978年，全国大牲畜有9389万头，而猪则达到3亿多头。当时著名的莫过于“赛猪会”，每逢国庆或重要节日，各地都会给当地喂得最肥的猪披红插花，抬到游行队伍中去炫耀。

　　近千年的历史变革，在人类的帮助下，猪扩大了自己的家族，但不变的是它的地位。人对猪缺乏好感：脏、蠢、懒，成为了猪的代名词，泥猪疥狗、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关于猪的负面词语为数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