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没有准确的时间表，当然是越快越好，主要批文由中国证监会把关。”大商所交割部总监吴坚告诉记者。
“生猪期货，对于建设新农村，增加农民收入，当然是好事。但上不上生猪期货，这有期货产品本身的特性，我们还在研究。”中国证监会期货部杨光处长的回答十分谨慎。
“乐观估计，生猪期货今年上市没问题。”作为生猪期货的最早提出者，中南大学商学院罗孝玲教授说，“大商所非常希望生猪期货今年上市，因为生猪价格已经跌到低谷了。”
三上人大会
说起生猪期货的“发现”，罗孝玲饶有兴趣。
她说，早在三四年前，吴敬琏与萧灼基展开了市场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争论。由此她反思，国内预警通货膨胀的指标非常少，反观美国CRB指数（反映通货膨胀的指标）包括肉类食品类等等，较为科学系统。“我国肉类以猪肉为主，占到90%。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如果要预警的话，必须推出生猪期货。”
于是，罗孝玲找陶一山商讨生猪期货事宜，一拍即合。
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陶一山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尽早推出生猪期货的议案。
陶一山认为，我国生猪市场没有相应的期货价格，农民是用现币市场价格信号指导生产的，这就产生了价格大幅波动的“蛛网现象”：价格下跌，猪农受到重大经济损失，减少饲养量；由于供给减少，价格上涨，农民养猪的积极性高涨，大量增加饲养量，结果由于供给太多，价格又大幅下跌……如此反复，陷入价格“蛛网现象”的怪圈，农民无所适从。
“生猪期货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了一个供需均衡的远期货价格，这一价格成为农民第二年供给科学决策的依据，可以减少和消除生猪价格的‘蛛网现象’。”陶一山分析说。
长沙黄花镇黄丰村养猪户李福生就有切身体会。李福生是唐人神集团养猪基地户，年养殖规模在1000头左右。
他说，黄丰村20多户农民基本都以养猪为生，户均养殖规模在400头左右。价格好的时候一头猪能赚300多元，不好时本钱都收不回来，现在一头猪赚不到100元(不计劳力成本)，倒不是饲料价格高，而是肉价变化大。
对陶一山议案支持的除了农民，还有大商所。2006年全国两会之前，大商所10多万字的报告递交到证监会期货部。之后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大商所总经理朱玉辰也提出了在大商所适时上市生猪期货的议案。
朱玉辰的看法是，采用市场化的途径，开展生猪期货交易，完善生猪市场体系，将是解决上述难题、稳定生猪生产与消费、促进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标的物拟定三元杂交猪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完善的生猪期货交易体系，但其交易的潜能却和我国无法相比。”罗孝玲说，目前我国生猪出栏量在6亿头左右，年生猪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以上，猪肉是我国最大的肉类消费品。中国年猪肉产量约为5000万吨，市场容量约为5000亿元，而美国生猪现货市场规模只相当于我国的八分之一左右。
据罗孝玲的测算，如果减少我国生猪4%（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的价格波动，则四川、湖南、河南、山东等八个生猪大省在1999到2001年期间提高的生猪行业效率将近20亿元；如减少5%（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的价格波动，则生猪行业提高的效率超过245亿元，这相当于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6%。
按照大商所生猪期货合约设计报告，交易单位为5吨/手，最小变动价位为2元/吨；涨跌停板幅度，不超过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正负4%；合约交割月份为2、4、6、8、10、12月；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5%；交易手续费收6元/手。
另外，生猪期货最为重要的交易品种（三元杂交猪）和交割方式（实物交割），设计报告也有详述。农业部正在全国推广的三元杂交猪将被作为生猪期货标的物。
“三元杂交猪占到我国生猪的30%-40%，以5000亿元（市场总量）计算，那就是不低于1500亿元的市场规模，这与大商所目前的大豆期货交易规模相当。”罗孝玲两相比较说。
设计报告中的实物交割为：借鉴大商所豆粕期货成功的“以厂代库”交割方式，选择大规模的生猪养殖场交割生猪。
“交易品种和实物交割确定了，整个生猪期货上市已无大碍，剩下就是程序上的事情了，由于是商品期货，没有太多枝节，所以只等证监会批准就可以了。”罗孝玲的看法相当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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