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中人物均为化名）
新闻延伸
小村官缘何频成大贪？
占大量资源 监管难触及
“十一”期间，北京一村委会副主任在国家会议中心办婚宴，3天摆酒250桌，总花费约160万元。这则消息，让村官腐败问题再次走入聚光灯下。
尽管纪委初步调查显示，暂未发现该村官动用公款办婚宴的证据。但这俨然如一记重磅炸弹，“炸”开了公众对近年频现的村官型“土豪”的种种记忆：
村官不是“官”，但贪腐起来，却比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胃口更大”。以致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慨叹：“腐败‘落势化’，村官腐败问题已是老生常谈。”
权力含金量“非常高”
什么是“村官”？
“村官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官员或公务员，主要指两个组织的成员及负责人——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又称”两委“——记者注）。少数情况下，也包括村会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看，村委会主任是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者，村支书则是各级党组织联系9亿农民的“神经末梢”。他们大多没有公务员编制，“有公事是干部，没公事是农民”。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针”就是活跃在9亿农民中的村官。在一些纪检干部眼中，他们“是官非官，是民非民，两头不靠”，但权力的“含金量”却非常高：管理村务资金、发放土地征收补偿款、申领惠农补贴……
这些，都可能是村官腐败的“切入口”。
“监督之眼”去了哪儿？
频发的村官腐败催生一个疑问：“监督之眼”去了哪儿？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村民监督。其他村民自治法规规定，在村官日常权力运行中，民政部门管选举、农委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违法违纪归纪检监察、土地征用由国土部门管……可谓方方面面都有监督者。
“但是，看上去有不少部门管理，其实是‘多家管理谁都没有管理’。”有学者将对村官的监管概括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
来自村民的自下而上监督，首先“阻力重重”。
“法律规定，村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民会议，村委会只是常设执行机构。但现在，‘村民自治’往往变成‘村委会自治’。”支振锋说。有学者撰文指出，在《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的设计中，村委会“一支独大”，权力机构不常设，监督村委会还要靠被监督人“召集”，以致有学者慨叹：如果说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是“四驾 马车”，“绝大多数的村民自治，目前只完成了选举环节，其他三个环节成了‘摆设’。”
来自同级的监督，同样显得“疲软无力”。
“现在的村官腐败，往往是‘窝案’。”支振锋表示，“一出事，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副主任、会计等一起抓，有的岗位干脆是一个人兼任。”
上级监督成效如何？
有学者用“状态尴尬”形容。对村委会干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岳经纶教授曾向媒体分析，村委会是自治组织，乡镇和街道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级”，更多时候，乡镇和街道还需要村居协助进行社会管理。
“目前，乡镇对村组织只能进行诸如税费收取、换届选举、计划生育等事务性工作的指导，而难以在集体资产处置等方面进行具体监督。”徐勇表示，“有时，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之间还可能存在‘相互勾连’问题。”
对村党支书的监督，程同顺告诉记者，来自纪委的“党内监督”也常面临“难以落实”的困局。“由于村官级别有限，级别高的纪检部门对村官腐败问题，有精力查处的少；而县级、乡镇级纪检部门，与村官基本上互相认识，属于‘利益共同体’，一般不愿受理这样的举报。”
于是，老百姓很容易看到，很多村官“上台容易下台难”。一些人不惜贿选收买人心，一旦赢得选举，就万事大吉，忙于大肆贪腐以“收回成本”。有的村官任职几十年，腐败连连，却很少遭到罢免。
责任编辑：
本轮肉价上扬系补偿性行情
当前猪价上涨具有恢复性和补偿性市场供应有保障
上海楷模猪场因污染被清拆 补偿资金2600万
罗牛山预计获3.38亿搬迁补偿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