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警告。
作家陈桂棣、春桃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引言中说：“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劣，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这些话语使人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也深深触动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心，党和政府对此十分关切，决心解决。温家宝总理在人代会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坚定指出：“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并提出了诸多英明果断的政策和措施。
出于“经邦济世”的历史责任感，“经世治学”的治学目的心，我们要“会通中西”“酌古参今”，要以史为鉴，“引古”以“筹今”，“学古”以“新变”，要从中国古代管理先哲的管理思想中吸取智慧、精神和力量。
一：古代“三农”问题的三定律
（一） 管子定律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有一位杰出的取得实绩的政治学家管仲，他在春秋时为齐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出谋划策、治国安民使齐国成为“ 五霸”之一。他主张轻谣薄赋、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盐铁、管理货币、调节物价、充实国防，使齐国民富国强。管仲特别强调了对农民的“予之有道”“取之有度” 之理。他在《管子.权修》中说：“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民于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那种对农民行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敲骨吸髓、鱼肉百姓的强取毫夺之政，必然带来覆舟之灾。
管子在《管子.牧民》中又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又说：“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卑论而易行。故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害，因而去次”，要行顺从民心，兴利除弊之政策。
《管子.版法》中管子又强调了取予之道，他说：“取人以己，成事以质（实际）。慎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明查事情的限度），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吝啬则费（办不成事情），用力苦则劳。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不寤，民乃自图”。应该给人民的不要“吝啬”，不可过度，如果百姓贫困，人民受苦则国家政令就无法贯彻，人民就会自行行动。
管子在治理齐国时，把利益让给人民，民心翕附；把利益让给诸侯，诸侯向往，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事实上结果获得利益最多的还是国家。因此，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把管子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总结为：“故曰：‘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这个故曰是《管子.牧民》中之言，故“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这一思想是要给人民谋福利，所取得者是天下之民心，这是“为政之宝”。这是当今宏观统筹的政治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理，最普遍的法则。这一原理的最早发明者，并取得实效者是两千多年前的管子。我们无妨称之为“管子定律”，这一定律就是胡锦涛所讲我们党坚持的“三农”问题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产值占70%，以农养工，向农民索取尚有道理，时至今日，工业产值升为70%，以工养农，减轻农民税收、增加农民利益是势在必行的。这“取予之道”是治国之道，管理之道。实应深悟而借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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